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101）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101）

照片为西南师院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太阳已快落山。火红的光芒照射在流水清澈的小河两岸的田野上，远处的浅山上有的地方还笼罩着一团白雾，有的地方一片翠绿，一条条的急流和小溪，从山坡奔腾而下，注入河中，和缓缓流动的河水汇合，发出一片低沉的流水淙淙声。

在河的对岸，我们这所农村中学的校园就呈现在眼前，清清楚楚，好像一幅天然图画一样，坐落校园里那座毛主席塑像在夕阳中熠熠生辉，好像一尊佛像佛光普照。

 学校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宿舍的楼上，那间房跟另一间房用一堵墙隔着。当初造那两间房大概是为了一间用来存放图书资料，另一间用作阅览室，靠那间房的墙壁旁边立着一个挂着报纸的架子，可是现在这个架子仍放在那里，它上面却没有挂报纸了。

图书室管理员老方二十多年来在这屋里很负责任地管理图书和报纸，不知从甚麽时候起他就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拿走，但大家可以在这里坐下来阅览。

自文革开始后来这里阅读的师生就减少了。我们就住这儿的楼下，我觉得既然楼上的阅览室房子又是这麽大，每天来阅读的人又不是很多，正如杨同学所建议的那样我们何尚不可把这间房暂借用来作为我们教材编辑室呢？我们当即向校长反映了这情况，我们是在征得他同意后才进入这房间开始教材编辑工作的。

然而谁也料想不到这间屋子里的教材编辑工作多到三个人都做不完的，因此陈同学也受到我们邀请参与我们一起来做教材编辑工作了。

每天我们光是上课，睡觉或者按时去食堂用三餐饭外。我们甚麽也不能够做了。只是每天傍晚我们才有一点时间在校园里或者到镇子上去溜达一会儿回来再接着编辑教材，有时我们工作得很晚才回到宿舍去睡觉。

窗台上放着一盆月季花开在冬天里,还是像春天那样美,那样鲜艳，看着这盆花使我的心境也像春天开放的月季花那样温暖如春了。

这也许是因为我开始学着做一些高中的英语教材编辑工作，才看清我们来这所农村中学开门办学推行教改任重而道远，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新的发现，这种新的发现让我们领悟到我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那些知识是远远不能胜任教材编辑这方面工作的。

最初我倒看不出我们在编辑教材时会遇到什麽困难，或者单从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应付这样的工作是显得十分有把握似的。然而当我们实际一接触到教材编辑工作却露出我们知识欠缺的本相来了，感到这些教材编辑起来有点难。但我们也不能知难而退，只能边干边学，克服困难，迎难而上了。

原来我们也是很乐意读英语文章的，可是那时我们能读到的英语文章似乎也只限于在文革时期出版的英语版的《中国文学》月刊，《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及《今日中国》等英语期刊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了，而且文章数量也非常有限。

刊登在英语版的《中国文学》月刊上的小说，诗歌大多是文革时期的国内作家或诗人发表的小说，诗歌的译文。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从浩然的《艳阳天》到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三部）我都熟悉。不用说，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会使我们熟悉这几个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可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同学都喜欢读他们的小说和诗歌。

文革时期，散文我们可以从《解放军文艺》，《朝霞》，《四川文艺》等杂志和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上读到。文革时期最早的两三部长篇小说是在文革两三年后才问世的：

然而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发表的作品不同于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是在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下写作，并通过非公开渠道以手抄，油印的方式在民间传播的，那时地下文学的手抄书却一本接着一本在社会上流传，一本比一本精彩。

然而当时我还是想方设法寻找外国文学的译著来看，嘿，不管人们怎麽说吧，我反正还是要看外国小说的译著。我们对外国的文学书籍，杂志是很有兴趣的。不管是欧美的还是俄罗斯的，凡是一切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有兴趣。至少那时经常与朋友们，同学们，邻居们，同伴们之间互相交换这类书籍来看。

在外国文学书籍的交流中，苏俄的小说和诗歌占有最大的比重，除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普希金，契柯夫，果戈里。库布宁，克雷洛夫，赫尔岑，冈察洛夫，奥加辽夫，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格·乌斯宾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杜勃罗留波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的著作以外，还有“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内部读物”；

 

所传唱的歌曲也以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居多。以俄罗斯文学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着当时青年们内心的失落感，同时也孕育了他们最初的文学萌动。

我为了满足自己求知欲望，便和俄罗斯文学接近起来，我到处去寻找俄国作家写的小说，我不加选择地读了一些十八，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俄罗斯作家写的小说。

1967年夏天，随着“文革”武斗愈演愈烈，规模愈来愈大和愈来愈来残酷，为了自保平安，我也像一些同学那样当起了“逍遥派”和“颓废派”。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整天呆在家中，躺在卧室的床上，上身靠着床头，背后放一床被子垫着，舒服坦然地读着俄国文学作品，不久我便真正喜欢阅读俄罗斯文学的书籍了。

我对契柯夫和普希金的小说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吧。不管他们写的是小说还是诗歌，我反正都是要看的。不知不觉之间，我便用他们的目光来观察一切，用他们的想法来思考一切了。

后来，我们这些“逍遥派”和“颓废派”聚集在一起，会餐、举办家庭业余戏剧演出，除了演出契柯夫的戏剧外，还在演出中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或者俄国谚语，还要千方百计搞些戏剧的活泼形式出来提升观众的观赏兴趣。大家时常交流读书心得，交换图书、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歌，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文艺沙龙。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地下文艺沙龙的好日子也快结束了，繁荣时期的景象也就渐渐式微衰落下来。如果没有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城镇展开，那麽我们地下文艺沙龙的聚会不会被取消，仍会照常举行。

1968年底，我们作为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到川西北的农村插队落户后，我们成立了一年多的地下文艺沙龙凋敝了，再也不会重现往日繁荣的景象了，普希金的诗也没人朗诵了。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底到川西平原的广汉农村插队落户的。我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描绘我当知青最初的那些印象。很容易想象，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一旦丢下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同学和老师，自己一人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长年累月地下农田去干活，会有什麽感觉。好在我充分显示了我那个年龄的吃苦耐劳的本性，没有陶醉在享受玩乐的旋风里，并没有想到﹒﹒﹒﹒﹒﹒甚麽可惜，那个时候是需要自己来照管自己生活的。

说到当年文革爆发时的情形，就我记忆所及，与大家一样都谈得极其随便。文革初期当时模仿1919年青年学生组织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了时髦的风气。向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的红卫兵学习已蔚然成风。

八月初我们学校来了一群外地来的红卫兵，他们大都是从北京来的。他们的到来使大家更加激动。他们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在学校大礼堂发表有关文革的演讲。校园成了辩论的场所。到处都在议论有关文革的问题。同学们都纷纷动员起来积极投身到这一运动中去。那些消极地置身于这一运动之外的人被看作迂腐。

当时我们学校年少气盛的红卫兵们一方面积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另一方面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创办油印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油印的报刊的创办使他们有了最初的文学训练，为他们集合了不少热爱文学的“同仁”。

连日来忙于编辑英语教材，不免又把我们从学校带来用作教材编辑参考资料的最近出版的几期当年算是“热门杂志”如今已成了文物杂志的早已停刊的《中国文学》月刊，再每期翻开来，仔细阅读了一遍。

的确，里面不乏刊登有好的耐看的文章，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每次翻阅起来，必有不一样的心得体会。英语的《中国文学》杂志自1950年面世至2000年停刊。《中国文学》月刊从创刊到停刊一共出版590期，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中国文学》月刊英文版跨越了中国当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历时50年，即便是“文革”时期也不曾中断，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及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的一本杂志，也是中国官方唯一的一本持续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