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爱尔兰诗人叶芝《我的诗集去哪儿了》一诗

译爱尔兰诗人叶芝《我的诗集去哪儿了》一诗

 

Where My Books Go       我的诗集去哪儿了

All the words that I utter,                             我说的所有语言，
And all the words that I write,                     我写的所有文字，
Must spread out their wings untiring,          必定展开永不疲倦的翅膀，
And never rest in their flight,                       永不停息地飞翔，

Till they come where your sad, sad heart is一直飞到你悲伤的心田，
And sing to you in the night,                      在黑夜里为你歌唱，
Beyond where the waters are moving,       越过河水流淌的地方，
Storm-darken’d or starry bright.                暴风雨变黑暗或星光灿烂。

William Butler Yeats

William Butler Yeats 叶芝（1865年6月13日 -  1939年1月28日）是一位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生于爱尔兰桑德蒙特，并在那里和伦敦接受过教育。

他最早的诗集出版于1889年，其节奏缓慢而抒情的诗歌，显示他受到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以及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诗人们诗歌的影响。

原诗抑扬格为主，原诗二节，每节四行。原诗共有八行，第一节三行为四音步，其余为三音步。第二节一三行为四阴音，其余为三音步。原诗每节韵式为 abcb    dbcb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7 )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7 )

照片为西师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我清晨起床后穿上衬衣和运动裤，站在南窗旁边，朝外远望，劈头看见前面的一片空地上长着一排白杨树；这葱茏青翠的白杨树高大而挺拔地朝上生长着。远远的天上正涌着一片红霞，太阳是准备着上升的时候了。

缙云山上的尖塔参差地耸在天空，山上有多少缱绻的花姿已受着太阳第一缕光线的照射。绕北碚城流过去的嘉陵江水清澈而带激流涌起的浪花，几只小鸟徐徐地在水上浮泳。宿舍楼下的花园中几丛玫瑰寂寞地开着些粉红的鲜花。一切都显得很自然而平静。

自四期教材选编工作结束经短暂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于六月中旬恢复了该工作。继续了大约一个多来月的辛苦而又愉快着的这种办墙报的工作自然使得郑同学变得沉稳，执着，有条不紊了。

在与同学们一天比一天有更多的互动和密切接触后，这使得郑同学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在他头脑中萌生了这样的意识。他想到假如他没有负责办我们班墙报的工作，他相信他一定不会像今天一样显得那麼自信。

郑同学在开始创办《墙报》的时候感觉到很有趣，因为人扣手，又都还是些能办事的生力军；但办到十几期上来便觉得有点精疲力尽了。以至于到后来终于让他感到有些难以应付了。

《墙报》每周要换一次版面，版面设有不少专栏，如文学副刊，教材改革专栏，批林批孔专栏，红军初创时期历史研究专栏云云。每期编辑者的按语位于《墙报》中间偏上的位置，篇幅是一页纸的二分之一。文革时期，其实办《墙报》，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是在六月底的一天，我们班上有一部分教材编辑同学在系会议室燕集。席上有我们班《墙报》的主编郑同学。他入学前曾在他原工作单位重庆某一家大型的国营工厂的工会做过宣传工作的，所以也要算是做过宣传这方面工作的能人了。

他在席上对我说，因他感觉到很累，要我分点余力来替他承担一下《墙报》的编辑工作，编辑负责每周出一期《墙报》，《墙报》的篇幅是黑板的二分之一。他将全权全盘委托给我来办《墙报》。我当场保留了考虑的余地，只是答应回去考虑之后，再作正式答复。

在我与要好的同学商议我是否接办《墙报》之事的约会是在与郑同学的燕集之后的第二天晚上，除我之外，有周同学，陈同学和林同学，他们是应我邀请而来的。

我的意思是接受。理由是《墙报》是我们班委会办的一份公告性质的刊物，政治上色彩好。影响也还可以，班上喜欢阅读它的同学也不少。

一到周末，还要屡次地被同学们催促着出新墙报，犯不着特别花力气去替它推广宣传。也不会因为它而终日疲于奔命，也不会因为繁忙的学习而终竟没有精力顾及到它甚至到彻底地放弃了办墙报的这种事情出现。

周同学和林同学都赞成我的意见，表示支持我接办《墙报》。他们以为同时在又有我们年级其他班委会办《墙报》的情况下，我们班委会办的这份《墙报》可以与之对抗。

其次是我们班的《墙报》的标准不高，同学们踊跃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能用，因而不会失掉读者。其次是编辑的全权在我们，它的政治色彩自然是不能减弱，但这样还能够使《墙报》文章的可读性增高，把文章写得更生动和有趣。

陈同学本来是想发表意见的，她客气着没有发表甚麽意见，但在语气之间是赞成我接办《墙报》的。

就这样，在四个同学的商议中也没有一个人反对，结果是我服从了多数。但同时的决议是组稿由周同学，林同学和陈同学负责，我的力量多用些在《墙报》的排版和专栏的设计方面。

《墙报》又定名为《山茶花》，这是我提议的名字，那标题画的木版画在漫天的乌云之中闪出了一道电光的，也是我画的。

就这样在那七月上旬便有我接办的墙报《山茶花》的诞生。这时离放暑假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里还要陈述一段小插曲，那情形是这样的：我们系的图书室的楼上有一小房间留有经过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后幸存下来的一批国内外著名书籍，我获得允许能够接触这批书（因为我现在接替郑同学负责编辑我们班的墙报工作了），我们系上也没有别人关心这些书籍。

从这间幸运的小屋中，我阅读到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荒凉的山庄》，洛德里克·兰顿，《远大前程》，《圣诞颂歌》，《艰难时世》《匹克威克外传》，彼利格林·皮克尔，汤姆·琼斯，威克菲儿牧师，吉柯德先生，吉尔·布拉斯，鲁滨逊·克卢苏，

高尔斯华绥的《岛国的法利赛人》，司汤达《巴拿马修道院》，托尔斯泰《复活》，巴金《家》《春》《秋》《寒夜》，李劼人《大波》（上，中，下册1-4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云云之类的名著。

就这样赫赫有名的一群中外名家的著作，出来跟我交朋友了。它们赋予了我的理想，也赋予了我对某种美好事物的实现所带来的希望，他们书中，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可供我回忆起我童年至青少年的这段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许多事。

-----对于我的好奇心也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也不再局限于这些书的题材和笔调是如何与我先前曾读过的书之不一样，但阅读之后都令我对它们描写的内容感到好奇。

现在尤其令我觉得惊奇得是，我对于书中描述的比较沉重的社会问题，不必像平常那样还要花费心思，持批判的态度去阅读，现在我竟从容地保持一种平常心态来阅读这些书籍了，更不像我平时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苦苦阅读课本那样来阅读它们了。

我也觉得奇怪，在我感到苦闷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经历的那些事都是我最苦闷的事了）怎能想像得到书中主人公遭遇到的苦闷事比起我的事不知要苦闷多少倍。

我一连一个月来都沉浸在这些名著所描写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里面，并把书中描写成坏人的人当成真正的坏人了。我的确相信，我一连一个月都在沉思默想我自己心目中的洛德里克·兰顿究竟算是个甚麽样类型的人物。

我对于在那些书中仅有的几本航海和旅行的书------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是书的名字是什麽了--------我对这些书怀有浓厚的趣味；我可以清楚地记得，一连许多天，我都沉醉于作家们所描写的书中人物的冒险的旅行经历中。

这些书差不多都有这样一种情节的描写-----比如英皇家海军的一艘舰船的舰长，在被土人围攻的危急中，决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以付出他自己生命之重大代价，来拯救他下属的性命。那个舰长始终被描写成为一个英雄。

还有一些让我经常感到欣慰的是：当我想到这些死气沉沉的气氛常发生在长年航行于大洋上的英皇家海军舰船舱里的时候，脑海中总涌现出这样的一副时光倒流回文革初期的我经历过的串联火车里死气沉沉拥挤不堪情景来：

1966年10月中旬的一个深秋的晚上八点钟，一列满载着串联学生的客车从成都火车北站出发沿宝成铁路朝北京方向驶去，车厢里塞满了学生，我则低着头坐在一张卧铺上铺之上正在手捧一本书阅读想借此来消磨掉旅途中的乏味，沉闷，冗长而无聊的时间。

邻近的每一层卧铺铺位上，座位上，座位下面及行李架上的每一寸的面积上都塞满了串联学生。我坐的最上层的那张卧铺上也塞进了三四个学生，那时我拿着一本书读着，读倦了。斜倚行李上或靠着卧铺车厢壁上便打起盹来。

读饿了，学生串联专车上是没有饮食配备的，想得周到的人便把随身带着的干粮和水瓶取出来吃喝。像我们这些没有随身带干粮和水的人要等到火车停一大站以后，才能从上铺踩着梯子下行到卧铺车厢地面上来，再向右手边的车窗走去。

还要在那段全无掩蔽塞满了学生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踩着他们，这些学生们也是初次出家门乘这趟火车大串联去北京，他们也从没有见过这种大阵仗----经常有人要从他们头顶上跨过来，跨过去的。

这时他们的神经似乎比常人还要敏感，脆弱，一旦有人要从他们头顶上跨过去，他们便要咆哮起来。无论你如何小心走路，他们都要朝你大声叫让。我好不容易走到车窗前面。终竟使我躺在那茶几上再顺势从窗口上翻下去站到月台上。

火车走了一天一夜后才于今日晚间九时过到达河南新乡火车站，那天晚上的天气是很晴朗的。估计前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之后，第二天便是晴天。地面干燥得就和沙漠一样。新乡城市远远地在暮色中横陈着，城墙是看不见的，雾蒙蒙地好像是一座海市蜃楼。

我刚刚走到我们车厢停靠的那段月台右边不远处，便看见一辆食品车停放在那里正在贩卖食品，天已经完全漆黑下来了，全靠着几盏挂在一根木杆上电灯的光照着。

适逢看见这辆食品车正有烧饼，油条和烧鸡卖，其它的食品都有点快要卖尽了，电灯光幽幽地照着，我怕买不到食品了，我便匆匆忙忙地向售货员打招呼，买了一只烧饼和烧鸡，我把不找零的钱递给她。

排在我后面有一位妙龄的姑娘，脸色白皙，红润而清秀，身材长而丰满，她招呼着我：

-----“哼，你一个人别把烧鸡都买完了，我们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买嘞！”

话中含蓄着责备的语气。我没有等她把话再说下去，便退避开来让位给她来买，我说：

------“喂，同学，你怕是因大串联才第一次出远门去旅游吧！”一面说，我一面指着食品车。

-----“你看，食品车上摆放着的这么多烧鸡，我一人怎么能够买得完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售货员惊讶着问我。

------“毫没有出门旅行的经验！不免要在众人面前闹出那么多笑话出来。”我呢喃小声说。

殊不知那姑娘听到我说的话了，-------“你真神经过敏，我在你后面站着，难道我会有千里眼看到被你挡着卖的烧鸡？”她用讽刺的语气回答我。

我没再说什麽，就径直朝月台上安装着自来水笼头处走去将水壶接满了水后，匆匆向我坐的那节车厢走去了。那位姑娘随后也朝她坐的那节车厢走去了。

我在这儿所叙述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我从成都乘火车北上去北京大串联旅行途中发生过的一件轶事。回顾起来已经五十三年了，没有材料留下来，即使留下来也保存不住了，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收集不起来。我现在只能根据我的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来补叙。

我的头脑中，都因阅读过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些书后才有了相关的这些联想，作者在书中描写的一些人物他们或多或少地曾有过这样类似的旅行经历。读者现时同我一样明了，当我写到现在如我想重温我的童年，青少年时代的经历的那一段落的文章时，我会是带着什麽样的一种心情去写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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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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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为西师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自那篇文章《Zhang Side：His War-Torn Years In Yan’an Remembered》(张思德战火纷飞的延安岁月)被确定为第二期选用的教材之后，院革委会主办的《校园每周新闻》的特约编辑M来找过郑同学说，他们要在这一周出的《校园每周新闻》上登载一篇介绍外语系教材改革的文章，要他代表外语系做一篇这样的文章。

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可笑，也真是有点滑稽，郑同学一接了《校园每周新闻》的约稿，那篇名叫《外语系英语专业七三级教材改革的新思路》的文章就开始在他心中酝酿着了，说起写这篇文章，郑同学委实是花费了不少心血。

他写政论文章的水平并不高，郑同学每天晚上写这篇文章都要写作得很晚才上床睡觉，写作时如需参考外文资料还要花不少时间去查词典才能阅读完这些资料，就这样郑同学花了两周时间才费力地做成了这篇《外语系英语专业七三级教材改革的新思路》的文章，连同周同学对此篇文章写的一节英文摘要一并交了去。

在学院办的《校园每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这篇似是而非的论教材改革新思路的文章，《校园每周新闻》的编辑者怕定然是感觉苦笑的罢？不过自从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校园每周新闻》的编辑者就没有再向我们约过稿了。

有一天我，郑同学和周同学三个人聚集在系的图书室里，大家不由得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了。五月初夏的缕缕轻风从窗外吹进来，泌人心脾。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填满了纯朴气息。

我望着周同学说，坦率地讲，我们教材选编小组从国内发行的外语刊物上选文章编教材，难道果真像有些人所言的那样，如我们从《北京周报》，《中国文学》，《中国建设》等刊物上选来编教材的文章笔调委实太严肃了一点，那种笔调做长篇小说连敷衍一下都怕过不去，做短篇小说那就更不相宜了。

因此我们选出来的那些文章拿来做教材供文学爱好的同学们学习恐怕也就不十分相宜了。他们还说 这些文章在社会上虽流行，给爱好文学的青年读，却不十分相宜。

 而且还很不合时宜地对我们这几位从事教材选编的同学建言，声称尤其是我们这几位同学应当忌避选这类笔调呆板，严肃的文章：他们的观点自然是因为这些文章的笔调不仅‘呆板’其名，而且是‘呆板’其实了。

至少我就不敢苟同这些先生们的观点。虽然蒙他们的真知灼见把我们从英语期刊杂志上挑选出来的这些文章归之于“不适宜做教材”文章之例，更斥之为“笔调呆板乏味的文章”，但我在这儿是要为它们严重抗议，为它们伸张正义的。

----自从今年三月底，我们结束军训从部队返回学校，便立即开始投入了我们教材选编工作，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除吃饭而外，也没什麽时间可浪费，甚至有时弄到连上厕所去方便的时间都没有。但我们好像并不厌烦这项工作，相反地大家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要干好这项工作。

啊！我们从这些期刊杂志上选文章编教材，这些文章竟被有些人称之为其笔调严肃，呆板乏味，虽然我们当时就发表我们对这些文章笔调的看法，但是假如要我讲，我可以按照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明这些文章的笔调并非如那些人所言的那样不堪。

某些人把这些文章笔调说成是严肃，呆板乏味的，这是由他们的思想，信念决定的，依我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作出如此评判是这样的滑稽。因那些人对我们选的文章的笔调是持貶损的观点。

当然他们要坚定地维护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的世界中，没有人可以象他们一样坚定地维护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的世界中，也没有别人可以坚定地维护他们自己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需屈服在他们的观点之下。

而文章笔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这些我们作为教材选来的文章的笔调会呈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当时任课教师自行选编的教材由于受自身专业水平所限，文章的难易程度和知识结构难于设计周全 .. .. ..

我就像坐在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把周同学和郑同学作为自己的听众，在那儿唱独白。周同学不是那种寡默的人，他想说什麽就说什麽，心里好像是从来就藏不住什麽话似的。他只是开玩笑地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们写成书面意见油印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一听他说的这些话便知道是针对着我说的讽刺话。我只是朝周同学点了点头微笑着回应说道：

-------“这样一来，我岂不是变成了一位领导干部了吗？这玩笑怕开得实在有点过分了吧！ 大可不必这麽认真罢，我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班干部而已。那有甚麽资格把我随便说的话当成指示传达下去呢？为什麽要这样挖苦讽刺我嘞！”

周同学听到我的反驳的话后，便没有发出声来。

 

郑同学那时是主管我们班上办墙报的宣传委员，他比较注重党史研究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注重有关红军初创时期建立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史研究方面的文章。提供文章最多的似乎就只有他，周同学和张同学三人，他希望我也提供些有关红军初创时期的历史研究文章去。

但关于1930年代早期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情形，我便有点感到生疏了。我的直感是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之所以创建成功，也是由于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被正确地贯彻执行了的原故。反正是我们的蒋委员长在演这出历史戏剧时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可怜的最佳男配角的角色。

我希望周同学给我找一些关于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史料，他答应了，并说今后会注意收集一些资料来供我参考研究写文章。

我们班的教材编辑小组那时正在开展第三期的教材选编工作，注重将有关革命历史，红色文化方面的文章选来编教材。而具体从国内发行的外文期刊杂志上挑选文章来编教材的工作似乎就只有李老师和倪老师两人要做得多些，他们希望我们也做些文章挑选工作。但在教材选编工作开展了四期之后，又暂时停顿了一段时间。

大家在闲聊一番之后，零碎地又谈了些英美文学，周同学劝我试着翻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简写本。他说那部小说是狄氏的重要作品，小说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生活道路与作者的经历颇多相似之处，因而被认为是一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

作者用逼真而动人的文笔。刻画了大卫·科波菲尔，辟果提一家，密考伯夫妇，摩德斯通，尤利娅·希普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形象，通过这些人物的行动和冲突，展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从多方面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相，如对儿童的摧残和剥削，造成婚姻和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等等。

我那时还没有读过《大卫·科波菲尔》英文原著本，并有点自甚视高地看不起简易读物，认为它是以浅显的英语写成的，译出来也反映不了译者的水平。

周同学劝我说：-------“你绝不要眼高手低，瞧不起那些用浅显的道地英语写成的简易读物，你要能够把它们正确地翻译出来就算很不错了。”

我是遵照了他的建议，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目前精通英文的学者已经不少，能够推出高质量英语翻译小说的出版社现今已是如像雨后春笋一样簇生了起来，这些都是我们早前所渴望着出现的事了。

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周同学说他另外还有事，便又和着郑同学一道告辞走了。

不久便在’光明日报‘上看见评论有关目前正在全国各高校如火如荼进行着那场的教材改革运动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又不久便在’人民日报‘上看见将于最近在华东某高校召开高校外语专业教材改革研讨会的一则消息。又有消息传来，我校外语系将派出两人参加此次高校教材改革研讨会。

事后经系领导研究决定派出这两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一位是教我们班专业课的李老师，另一位便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张同学。她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此次研讨会。

在入学之前，她曾经担任过川中丘陵地区农村的某公社某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后来郑同学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李老师的极力推挽，张同学才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但李老师自己却不曾对任何人说过。

过了几天，系办公室差人给张同学送来了一纸便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你与李老师两人按出差级别规定可购买硬卧车票现已按日期订好票了，绝不会有任何意外问题发生，如果会议要延迟召开。请一定要及时告知，以便去改票，总而言之，不会影响你们开会行期。----你们的事就算办妥了。

”这几天内派代表去开教材改革会的通知书就会下来。----系上对你们两人参加研讨会所引起的一些不便之处会作出相应的安排解决。请抓紧时间作好会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张同学看完纸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陈同学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一些羡慕和忌妒。---“我都知道，你们不少同学对我此次开会这事是不服气的！”张同学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这是系领导决定了的事，这与我无关！”张同学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

-----“系里送信来，有什麽要紧事吗？”陈同学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没有什麽，”张同学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陈同学又说：------“信里是不是有什麽要紧的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张同学也听清楚了。

-----“系办公室写来的，没有什麽要紧事，只是谈到为出差定购卧铺票及会前一些须留心的事情。”张同学淡淡地回答。陈同学马上凝视了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蒙我吧！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系上的刘书记派人送来的，”陈同学想了想又说。

---“是他，”张同学淡淡地回答。

---“你们不是要去南京某高校参加高校教材改革研讨会吗？怎麼还没有走？”陈同学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买硬座车票乘车去的。现在又说改成买硬卧铺票了，研讨会召开的日期不会延迟，”张同学仍旧用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这时她同陈同学两个人都呆在宿舍里面，两人都正准备出门，陈同学比她先出门。过了几分钟，张同学从坐在床沿边上站起来，对着镜子把自己收拾了一番，也跨出房门朝外面走去办她自己的事。

（注：因本篇文章是我早已写好了的，故只得贴出来示众，由于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我的这系列文章今后将不再写下去了。

还好，我人微，言也轻，写作能力不强，文章水平低，影响也很小。因此它不会引起多大的涟漪。

但文章毕竟是作者自己辛苦写出来的，因此作者本人对它仍寄予自己诸多的情感和希望。如由此引起了许多的不便之处，还望各位能给予充分的谅解。）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5)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5)

照片为西师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要算是我们文革时期上课时将那些发表在某些期刊上的一些文章选来作为教材使用的期刊就有《北京周报》周刊，《中国文学》月刊，《中国建设》月刊，这三种期刊杂志均为英文的期刊杂志。

选用它们上面刊登的一些文章作为我们上课教材使用始于1973年10月中旬我们开始上课的那一天起一直延续到1977年初我们从学校毕业的那一天为止。

参加这一时期教材编辑活动的人士，都是由我们班上教专业课的老师，辅导员和选出的几位学生代表组成的。

那时，参加第一期教材编辑工作的几位学生代表中就有两位甚至是刚入学的工人和农民的学生代表，但他们却是最努力工作的几位代表。他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而且也没有让同学为他们所谓的‘水准不够’而感到难乎为情。

后来连系领导在有关的会议上对他们参加教材编辑活动的良好表现都发表过满意的讲话。参加教材编辑的同学有周同学，郑同学，张同学和孙同学诸同学。

李老师的助手倪老师那时也加入了我们班教材编辑小组，她同时还向小组推荐了一篇《中国文学》某月的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Zhang Side：His War-Torn Years In Yan’an Remembered》(张思德战火纷飞的延安岁月)，因为此时我们班的教材已经选定了，故这一期没有选用她推荐那篇文章，但仍将它保留下来以备下一期编教材时选用。

事实上，我并没有参与第一期的教材编辑工作，就连那选编的教材首次使用于课堂教学的日期，我都只能约略记得是在“七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后。

不过这份“七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后编辑的教材，其实就是从当年《中国文学》某月期刊上登载的文章中挑选的名为《In Agriculture, Learn from Dazhai---A Poor Old Village with A New Look》《农业学大寨—一个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的一篇文章。

李老师在上课时向我们讲解这篇文章时说：----“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革命浪漫主义”大约也就并不是所谓的“‘吊儿郎当的享乐主义 ‘所表现出来的那副糟糕的样子。”

而且李老师讲得很恳切，他怕我们还不能理解，又这样为我们解释过几句：-----“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一些更美好的新生事物，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便是浪漫主义者。”

这一期的教材编辑之所以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选择这篇文章来作为课文本是出于郑同学的一番好心意打动大家的心而引发的。他的心意，我知道得最明确，是酝酿于他在当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当知青时与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一道大兴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自力更生，改天换地，艰苦创业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情感。

故尔在第二次编辑教材时，编辑小组遵照郑同学的心愿把倪老师之前推荐的那篇文章选来做教材，结果大家都表示赞成这一文章选择。于是《Zhang Side：His War-Torn Years In Yan’an Remembered》(张思德战火纷飞的延安岁月)这篇文章被正式确定为第二期选用的教材。

这样的教材编辑效果，自然获得外语系领导，我们年级各班同学的好评。这本油印的教材小册子传到了当时的系文革领导小组各个成员的手上，他们阅读之后，也同样没有使他们失望，连系总支书记，刘书记在一次我们年级的教材编辑总结会上针对我们班上的第一期教材编辑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

因此我才觉得自己先前对他们教材选编活动持消极冷淡之态度实在是有点不近情理了，这辜负了同学们的期待，而且也给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带来一些不利的消极影响。于是我又才从负面的观点向着“正面观点”方面逆转了过来。

大约是从第三期或第四期教材编辑工作开始起，我也被增选进教材编辑小组里了。我们又从英文版的《中国建设》，《北京周报》及《中国文学》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中选出一系列文章：《A Great Change Occurs in A Mountain Township》（山乡巨变），《Small Village》（一座小山村），《A Common Soldier  Brings China into the World》（一位普通的士兵让中国获得全世界的赞誉），《Modern Dance in China》（中国的现代舞）及《Chinese Machine Makers Go Global》（中国机器制造者走向世界）云云文章作为教材------那一连串英语文章的标题便络续地出现在我们大家的视野里了。

除我加入而外，编辑小组事后又把周同学和张同学也拉来参加了这期教材编辑工作。他们的参加，不用说，无疑是使我们班上的教材选编工作，否，不仅我们班的，即便是我们整个年级的教材编辑工作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我和郑同学的关系，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说得较详细，我现在要说到周同学。周同学是重庆人，1968年底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掀起，他到川东农村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知青。

1973年10月中旬就在他被西师招生进来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之前不久，他才刚从川东农村招工进重庆的一家大型工厂当一名学徒工。他和我的交往是从他进校与我同分配在一个班上开始的。

现在周同学回想起前不久他还是川东农村的插队落户的一名知青，现在竟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而如今能够坐在这所大学的一间明亮的宽敞的教室里开始安静地学习外语了。他对此个人境遇的变迁不由得心潮澎拜，感概万千。

---“我想不到我竟然会遇上了这样好的事情，这是我在农村当知青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现在想起来也好象还在做梦一样。” 他曾十分感概地对我说道。

我现在也还想得起来当初我曾与周同学一起去拜访李老师的情形。开学后，我有一次和周同学两人去访问过李老师，他也有一次和郑同学两人访问过倪老师，这些事我是记得较为明晰的。我同周同学去访问李老师是在我们班的教材编辑小组才成立不久之后发生的事了。

开学上课之后不久的一天，周同学不记得是什麽原因促使他突然想起要到院图书馆去，我们那时曾在院图书馆相聚过几天。有一天上午我们先在教室上完专业课后，下午我们去院图书馆坐在阅览室自习课文时，遇到几个英语语法的疑难问题，我们都无法解答。

 

我拉着他，一道往李老师的家走去。天气很晴朗，我们走向修建在一处小山坡上，绿树丛中掩映着的外语系教职工宿舍，在一栋五层楼房底楼的一套住房门上正在扣着门环的时候，李老师从侧面房间的窗子上望出，看见了我们。

这套房是文革前由院行政科分配给他住的，从那时起他们一家人就一直居住在那儿了。他们家住的那套房子便是属于‘西师’乃至全国的高校所谓的公家住房的一厅三室带厨房及卫生间的对教授级别的教职员工的标准分配的住房了。

有点象西式套房一样，客厅不过分的小。但因那套住房是在楼房的边际，遂得两面开窗，光线是充分洋溢着的。房中没有什麽特别的装饰，只在近门的一头安了一张床，另一头靠壁的窗下，和床的轴线成正交地放着一张书桌，周围有几张座椅。书桌后面靠壁是半壁书架，不十分整饬地摆满了外文书籍和最近出版的期刊杂志之类。

桌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摆着毛主席和雷峰的像，像是印在明信片上的，同嵌在一个镜框里。毛，雷的像印在明信片上我是第一次看见，是经过主人说明我才知道这两张明信片是他前不久出差去外地某高校开教改会时由会议主办方赠送的。

周同学说：----“这两位真了不起，简直是中国的列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自然也跟着赞叹了一阵。真的，在那时，我们对苏修是坚决反对的，但对列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谁又把他们当成敌人看待呢？恰恰相反我们都把他们当成伟人看待。

李老师此时正在批改我们班同学所译的从英文的《中国文学》杂志上挑选出来的那一篇文章《In Agriculture, Learn from Dazhai---A Poor Old Village with A New Look》《农业学大寨—一个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那一期的《中国文学》杂志和同学们的译文一同摊放在桌上。批改得还不很多，有些同学的译文略略有点修改。而有的同学的译文则批改得很多。

李老师对同学们翻译作业的批改非常认真，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同学们存在的问题，并认真对作业进行批注。

我们有的同学爱说“李老师的批注如其人”，然如像李老师的为人与其批注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他这样的情形却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李老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批注，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批注中所得的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魅力的印象。

他为人真诚，坦荡，直率，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韧力。这种人，我认为是很适合做教师的。

可惜他花费太多的时间用在教学上了。假如再多花费些时间用在文学翻译上，以他那专研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练，“中国应该再多一些一流的翻译小说”之类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来的罢？

英语语法往往要在不必要的程度上会误导人。以致使其学习英语的难度加深。随后李老师针对我们提出的那几个英语语法的疑难问题给予了详解，他对我们说：----“你们提出的语法难题主要涉及到分词短语，动名词短语和不定式短语的区别问题。“

--------“动名词与不定式的区别 动名词与不定式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除具有动词性质外， 动名词只具有名词性质;而不定式还具有形容词和副词的性质， 所以动名词不能作状语。 二。作定语的动名词需前置，而作定语的不定式却需后置云云------。“

他说的十分在理，那不用说是解惑释疑我们提出的那几个英语语法的疑难问题了。我便请求他详细地把对疑难问题的解释整理成文后，再写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同学能够掌握这方面的语法知识。

李老师是欣然答应了。他日后也没有违约。这自然是因为他虽然过于忙，仍抽出时间来做好这份义务工作。但在我，就单只这一事已是增加着我对他的佩服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