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5)
照片为西师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要算是我们文革时期上课时将那些发表在某些期刊上的一些文章选来作为教材使用的期刊就有《北京周报》周刊，《中国文学》月刊，《中国建设》月刊，这三种期刊杂志均为英文的期刊杂志。
选用它们上面刊登的一些文章作为我们上课教材使用始于1973年10月中旬我们开始上课的那一天起一直延续到1977年初我们从学校毕业的那一天为止。
参加这一时期教材编辑活动的人士，都是由我们班上教专业课的老师，辅导员和选出的几位学生代表组成的。
那时，参加第一期教材编辑工作的几位学生代表中就有两位甚至是刚入学的工人和农民的学生代表，但他们却是最努力工作的几位代表。他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而且也没有让同学为他们所谓的‘水准不够’而感到难乎为情。
后来连系领导在有关的会议上对他们参加教材编辑活动的良好表现都发表过满意的讲话。参加教材编辑的同学有周同学，郑同学，张同学和孙同学诸同学。
李老师的助手倪老师那时也加入了我们班教材编辑小组，她同时还向小组推荐了一篇《中国文学》某月的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Zhang Side：His War-Torn Years In Yan’an Remembered》(张思德战火纷飞的延安岁月)，因为此时我们班的教材已经选定了，故这一期没有选用她推荐那篇文章，但仍将它保留下来以备下一期编教材时选用。
事实上，我并没有参与第一期的教材编辑工作，就连那选编的教材首次使用于课堂教学的日期，我都只能约略记得是在“七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后。
不过这份“七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后编辑的教材，其实就是从当年《中国文学》某月期刊上登载的文章中挑选的名为《In Agriculture, Learn from Dazhai---A Poor Old Village with A New Look》《农业学大寨—一个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的一篇文章。
李老师在上课时向我们讲解这篇文章时说：----“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革命浪漫主义”大约也就并不是所谓的“‘吊儿郎当的享乐主义 ‘所表现出来的那副糟糕的样子。”
而且李老师讲得很恳切，他怕我们还不能理解，又这样为我们解释过几句：-----“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一些更美好的新生事物，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便是浪漫主义者。”
这一期的教材编辑之所以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选择这篇文章来作为课文本是出于郑同学的一番好心意打动大家的心而引发的。他的心意，我知道得最明确，是酝酿于他在当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当知青时与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一道大兴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自力更生，改天换地，艰苦创业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情感。
故尔在第二次编辑教材时，编辑小组遵照郑同学的心愿把倪老师之前推荐的那篇文章选来做教材，结果大家都表示赞成这一文章选择。于是《Zhang Side：His War-Torn Years In Yan’an Remembered》(张思德战火纷飞的延安岁月)这篇文章被正式确定为第二期选用的教材。
这样的教材编辑效果，自然获得外语系领导，我们年级各班同学的好评。这本油印的教材小册子传到了当时的系文革领导小组各个成员的手上，他们阅读之后，也同样没有使他们失望，连系总支书记，刘书记在一次我们年级的教材编辑总结会上针对我们班上的第一期教材编辑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
因此我才觉得自己先前对他们教材选编活动持消极冷淡之态度实在是有点不近情理了，这辜负了同学们的期待，而且也给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带来一些不利的消极影响。于是我又才从负面的观点向着“正面观点”方面逆转了过来。
大约是从第三期或第四期教材编辑工作开始起，我也被增选进教材编辑小组里了。我们又从英文版的《中国建设》，《北京周报》及《中国文学》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中选出一系列文章：《A Great Change Occurs in A Mountain Township》（山乡巨变），《Small
Village》（一座小山村），《A Common Soldier Brings China into the World》（一位普通的士兵让中国获得全世界的赞誉），《Modern
Dance in China》（中国的现代舞）及《Chinese Machine Makers Go
Global》（中国机器制造者走向世界）云云文章作为教材------那一连串英语文章的标题便络续地出现在我们大家的视野里了。
除我加入而外，编辑小组事后又把周同学和张同学也拉来参加了这期教材编辑工作。他们的参加，不用说，无疑是使我们班上的教材选编工作，否，不仅我们班的，即便是我们整个年级的教材编辑工作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我和郑同学的关系，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说得较详细，我现在要说到周同学。周同学是重庆人，1968年底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掀起，他到川东农村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知青。
1973年10月中旬就在他被西师招生进来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之前不久，他才刚从川东农村招工进重庆的一家大型工厂当一名学徒工。他和我的交往是从他进校与我同分配在一个班上开始的。
现在周同学回想起前不久他还是川东农村的插队落户的一名知青，现在竟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而如今能够坐在这所大学的一间明亮的宽敞的教室里开始安静地学习外语了。
---“我想不到我竟然会遇上了这样好的事情，这是我在农村当知青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现在想起来也好象还在做梦一样。”
他曾十分感概地对我说道。
我现在也还想得起来当初我曾与周同学一起去拜访李老师的情形。开学后，我有一次和周同学两人去访问过李老师，他也有一次和郑同学两人访问过倪老师，这些事我是记得较为明晰的。我同周同学去访问李老师是在我们班的教材编辑小组才成立不久之后发生的事了。
开学上课之后不久的一天，周同学不记得是什麽原因促使他突然想起要到院图书馆去，我们那时曾在院图书馆相聚过几天。有一天上午我们先在教室上完专业课后，下午我们去院图书馆坐在阅览室自习课文时，遇到几个英语语法的疑难问题，我们都无法解答。
我拉着他，一道往李老师的家走去。天气很晴朗，我们走向修建在一处小山坡上，绿树丛中掩映着的外语系教职工宿舍，在一栋五层楼房底楼的一套住房门上正在扣着门环的时候，李老师从侧面房间的窗子上望出，看见了我们。
这套房是文革前由院行政科分配给他住的，从那时起他们一家人就一直居住在那儿了。他们家住的那套房子便是属于‘西师’乃至全国的高校所谓的公家住房的一厅三室带厨房及卫生间的对教授级别的教职员工的标准分配的住房了。
有点象西式套房一样，客厅不过分的小。但因那套住房是在楼房的边际，遂得两面开窗，光线是充分洋溢着的。房中没有什麽特别的装饰，只在近门的一头安了一张床，另一头靠壁的窗下，和床的轴线成正交地放着一张书桌，周围有几张座椅。书桌后面靠壁是半壁书架，不十分整饬地摆满了外文书籍和最近出版的期刊杂志之类。
桌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摆着毛主席和雷峰的像，像是印在明信片上的，同嵌在一个镜框里。毛，雷的像印在明信片上我是第一次看见，是经过主人说明我才知道这两张明信片是他前不久出差去外地某高校开教改会时由会议主办方赠送的。
周同学说：----“这两位真了不起，简直是中国的列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自然也跟着赞叹了一阵。真的，在那时，我们对苏修是坚决反对的，但对列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谁又把他们当成敌人看待呢？恰恰相反我们都把他们当成伟人看待。
李老师此时正在批改我们班同学所译的从英文的《中国文学》杂志上挑选出来的那一篇文章《In Agriculture, Learn from Dazhai---A Poor Old Village with A New Look》《农业学大寨—一个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那一期的《中国文学》杂志和同学们的译文一同摊放在桌上。批改得还不很多，有些同学的译文略略有点修改。而有的同学的译文则批改得很多。
李老师对同学们翻译作业的批改非常认真，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同学们存在的问题，并认真对作业进行批注。
我们有的同学爱说“李老师的批注如其人”，然如像李老师的为人与其批注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他这样的情形却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李老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批注，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批注中所得的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魅力的印象。
他为人真诚，坦荡，直率，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韧力。这种人，我认为是很适合做教师的。
可惜他花费太多的时间用在教学上了。假如再多花费些时间用在文学翻译上，以他那专研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练，“中国应该再多一些一流的翻译小说”之类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来的罢？
英语语法往往要在不必要的程度上会误导人。以致使其学习英语的难度加深。随后李老师针对我们提出的那几个英语语法的疑难问题给予了详解，他对我们说：----“你们提出的语法难题主要涉及到分词短语，动名词短语和不定式短语的区别问题。“
--------“动名词与不定式的区别 动名词与不定式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除具有动词性质外， 动名词只具有名词性质;而不定式还具有形容词和副词的性质， 所以动名词不能作状语。 二。作定语的动名词需前置，而作定语的不定式却需后置云云------。“
他说的十分在理，那不用说是解惑释疑我们提出的那几个英语语法的疑难问题了。我便请求他详细地把对疑难问题的解释整理成文后，再写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同学能够掌握这方面的语法知识。
李老师是欣然答应了。他日后也没有违约。这自然是因为他虽然过于忙，仍抽出时间来做好这份义务工作。但在我，就单只这一事已是增加着我对他的佩服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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