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 The Reminiscences of My Workers-Peasants-Soldiers -Students’ Life from Autumn1973 to Spring 1977 (137)
照片为西南师院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摄影：清衣江
乘卡车从梁平县返回我们学校的路上，正午时分，正经过一座小镇。那天正逢大集，集市上十分热闹。进了市集，越加热闹了。走过去是菜摊，肉案。肉贩子挑担子吆喝着：老乡们，趁早快来买呀！这些全都是鲜货！“
哎呀！我此时也想来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来谈谈咱们的乡村风味佳肴。春天来了去“球溪河小镇上的乡村风味的饭馆里品尝猪头胖鲢鱼，去那小镇附近乡场上的小饭馆里品尝猪肉！那绝对是一大乐事... ..”众所周知川中丘陵地区各县以高产优质猪而遐迩闻名于世。养猪专业大户大多出自于这一地区。
特别是靠近球溪河小镇附近的乡场上的猪肉膘肥柔嫩，是烹饪各种川菜的最佳食材，深受商家的青睐。小镇最热闹的的地方是集市中心那片小广场。那里的地摊，柴挑，菜担比别处更多，还有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卖糖人儿泥人儿的，卖字画代写书信的，担筐提篮卖柿饼木瓜的，还有不少张着布蓬卖吃食的坐摊：卖蒸糕，煎饼，芝麻酥饼，夹猪肉锅盔，煎猪肉片，水煮丸子，豆腐汤... ..吆喝叫卖声在集市上空喧嚣，喷香的诱人食欲的气味在整个广场里弥漫。
野味铺子前挂着野鸡，野鸭，野兔，野鹿；小贩在摊子前大声吆喝着：“真正的野味！图个新鲜，大家快来买啊！... ..”
-----我们在梁平县开展的开门办学活动结束之后回到了西师，是一九七六年元旦节那天。回来后我们仍然住在先前我们住的外语系教学大楼四楼靠南的那间用教室替代宿舍的房子里。
那是一间临窗可俯瞰校园运动广场的房间。我们住的房间里有三尊双层的木板床和每尊床前置有一张小方桌。但在我们去梁平开门办学‘’期间的一个月里没有人住，并且是自从我们走后就不曾有人进去清扫过这房间了。
我一打开房间门就只是见到屋里面都布满了灰尘，而这样一种呈现在我面前的肮脏的景况就已经使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对房间进行清扫了。我走进去，拿起放在屋角的一把扫把就开始扫地，之后我从四楼上的厕所里打来好几次水，用拖把拖地板，再用抹布仔细擦门窗，桌子，书架及那尊自己要睡的双层木板床。
之后我开始整理床铺，解开了军训时学会的军人式捆绑好的被盖，铺上床单，在床头放上枕头和被盖，书架上摆满书籍，把搪瓷脸盆放在木架上，再将洗脸和擦脚毛巾挂在张结在墙上的一根绳子上... ...搞完清洁后，朝床上，书桌，书架，门窗，地面上一眼扫视过去，无论是从哪方面看过去，到处都显得很清洁，给人一种很赏心悦目的感觉。
返校后我当时感受着十二分的愉快，并且系教务处已经安排我们班同学下周一将正式开始上课。早在1974年一月发起的那场批林批孔远动到1975年底好像快接近尾声了，那时同学们参加运动的积极性都不甚高了。而且当时也快进入文革后期了，院，系领导对此运动似乎已经不太热心地积极提倡推行之了。
那运动的概念倒不是很模糊的，就是把批林批孔与路线斗争相结合起来展开讨论批判，我自己对此概念倒有些模糊。但这场运动还没有把我班同学和我搞到筋疲力尽的程度，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系领导便索性让我们班的同学在每周三，四下午由我们班政治辅导员张老师主持召开批判性的讨论会。每次会议时间. 不少于2 小时。那时召开的批判讨论会，我现在回忆起来，要算是自己的情绪最消沉的时候。当每次批判讨论会刚一开始，我就起了一个决心：我要首先争取发言，以表明自己积极参加运动的态度和决心。我的发言结束之后再认真地聆听下一位同学的发言，也好给张老师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记得这期间有一次我们召开连续会议是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旬的一个礼拜三的下午两时开始，我们班就要在系会议室接连两天每天召开一场规模甚大的学习批判讨论会。要邀请院系领导同志参加。我自己在那时是一名挂名的班干部，张老师定要叫我主持这两场批判讨论会，而且还要我发表即席演讲。
不要说即席演讲，就是演讲，我对此是一点自信也没有的人，不仅没有自信，而且还着实有点害怕。因为站在广庭大众面前要即席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如果不是品行学识都俱佳的学者，便是万万不敢在这种场合发表什麽演讲的。
自己和知识令人俯仰的学者之间自然有很大一段距离，但要成为一个学识贫乏的庸者，又羞于接受这种带侮辱性的称号。因此，我对于主持批判讨论会是答应了，而对于发表即席演讲则始终不敢应命。到了那天批判讨论会召开的时候，在会议室里见到了来参加会议的院系领导干部。
一切开会的手续和会议程序都已经决定了，而且还四处张贴了海报。在当天礼拜三，假外语系的会议室开批判演讲会，由我班的郑同学演讲《借批林批孔。重评‘水浒’的重大意义》，另一位从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姓聂的同学演讲《下乡学农，搞‘开门办学’的心得体会》。
第二天，礼拜四，派人到系上各年级去请人担任当天会议的演讲的人大体上也都排定了，但这两位演讲人还没有确定下来，一位是《讲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运动》的演讲人，一位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戏评的演讲人。张老师怪我派人去得太迟，说我是有意不重视此事，定要叫我再找人来担任这两个讲题的演讲人。
我没有办法，只好选择我班的杨同学去担任这前一个讲题《讲儒法斗争与批林... ... 》的演讲人，而后一个讲题《革命现代芭蕾舞剧... ...》的演讲人则是由我班的陈同学担任。中午在学生食堂用了午餐，大家的主要心思自然便集中到这讲演会场上来。
演讲会是在午后二时开讲。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当了。会场不算小，全场怕可以容纳两三百人以上。但出乎意外的是来听讲的人异常的多。会议开始后，半个钟点过了，又涌来了不少人，来的人看见会场里坐不下，又陆续退出去了。就那样会议已经开了两个钟点了，依然还有人来，弄得主持人的我感到异常惊讶。
大家注视到我的时候，眼光里带着一种捉摸不定游移的表情。这使我也感到很高兴。
------“这就是因为你们班组织工作搞得不错才使会议开得好，我要赞扬你们。”一位外语系七四级一班的范姓同学，坐在会场第一排中间的一个位子上，这样对我说。他也是他们班的一位班干部，而且是负着实际组织政治学习责任的。
------‘“这怎么能归功于是我们班的功劳呢？“我很认真地说，”我本来以为与会者来得不会多，哪晓得竟来了这麽多的人，我相信是因为院系领导干部的号召力，才吸引了这多的人来开会。“
-----“你们的组织能力也是起到了作用的。“范同学坚决地说。
旁边有一位在他们年级任教职的老师也这样帮着他。据他说讲题好或许会引起同学们较大的兴趣。假使能挑选一位成绩优秀的同学去演讲一点关于英美文学上的东西，一定可以更加”叫座“。
如果万一有人要我去书评一些英美文学的名著，那简直是等于要我的命，对于讲演已经没有信心，对于文学上的演讲尤其没有信心的。我自己虽然喜欢文学，也是成就不大的文学爱好者。我自己虽然在做做诗，也是尽写一些‘打酱油’一般的诗，写写小说之类的东西，也是一些不像样的东西。
然而对于所谓“文学”实在是个外行。我并不曾把写文章当成写小说来研究，拿什麽东西来对人演讲呢？听讲者既然众多，讲演的内容就决不能马虎了。问题毕竟集中到挑选演讲人身上来了。
--------“无论怎样外语系七三级 X班郑同学这次非出马演讲有关文学的课题不可！”一位听众大声地叫喊到。
-------“讲演，一点也不困难，一上台便会有话说出来的。”------“只要有人肯讲文学，一定有人来听讲的。目的是在号召听众，只要有人来听讲，你就讲得不好，还是可以找得到人来补讲的。”众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说道。
大家都把这次演讲会 的成功归功于我们班同学，我受到这麽多同学和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便放下了决心，答应去做一次邀请郑同学来演讲的工作。于是演讲会延长到第二天（周五）下午，加上郑同学，演讲《文学艺术之社会使命》，重新在校园内四处张贴海报登出礼拜五将在外语系大楼会议室召开由七三级X班主办的文学演讲会的消息，更由校革委会发布通知告示各系在第二天下午放半天假。
事情便这样决定下去了。范同学本是北碚人，北碚是他童年时就接受教育的地方。他看见我顺应同学们的要求答应了请郑同学出来演讲，当天下午演讲会结束后便和另外一位姓于的学友，把我引到北碚嘉陵江边一带去游览。由北碚城区折至嘉陵江边。登那儿一座临江的濒危的古塔。
晚上走到嘉陵江边的港口，观光了那儿的有名的“夜景“。在街上的一家饭馆他请我吃了一餐晚饭。范同学特别叫了一款北碚所独有的菜，叫着“红烧鲫鱼”。那是用嘉陵江里的鲫鱼做的，吃起来还算可口。很迟了才送我回到学校。
第二天下午演讲会的时刻终竟挨近了，我一直把郑同学引到会场去。这次又是出乎意外！昨天听讲的人已经不算少了，今天却川流不息地涌来，在未到时刻之前，那容纳两三百人的会议室里，都被人坐满了。我把郑同学引上主讲人的座位上，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是喜气洋洋的，有的连连在叫着“太好了！太好了！ 欢迎！欢迎！”
很沉着的范同学，他也向我夸赞着同学们的先见之明，说我把昨天的成功经验彻底地发扬光大了。
然而此时把郑同学弄得来有点惊慌失措。怎么办呢？越想越着急，越着急腹稿越见理不出一个头绪。演讲的名单上，又把郑同学写在第一名。第一个演讲的便是他，这怎麽办呢？演讲时间终竟来到了，只好请演讲《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戏评的杨同学临时去发表一番即席演讲多捱一点时间。
在演讲台下坐着的郑同学，大家嚷着要他出场去，他也推谢了，想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听众的拍掌声响起来了，杨同学的演讲已经开了头。朝演讲台上望过去，只见杨同学在讲坛上妙语连珠地讲得头头是道。满场的听众都肃静无声，听得十分专一。
这一情景越见使郑同学安定了下来，杨同学是毫无经验的演讲新手，都竟然在讲坛上表现得如此出色，而自己那能够屈尊俯就作为承继杨的下手？他突然自信心爆棚，自己想要说的话，绝不仅仅是一些由搜肠刮肚而得来的支离破碎的语言，而是能够和杨同学那严整的理论系统的语言相媲美的！要把“文学”由我的演讲来使它发扬光大！失悔大可不必，要把补讲的这桩事情承应下来。
这一态度之慷概转变，真真是有点慷“文学”之概的转变。糟糕！怎麽办呢？... ...下一个演讲人就该轮到我了。
杨同学讲了有三十分钟的光景，我走过去催郑同学做好准备上讲台发表演讲。
------“想说的话似乎还没有整理好，一定要失败的，怎麽办？”郑同学低声说。
-----“不要紧，你尽量保持镇静，就当无人在你面前一般。”我见郑同学着急，便尽力鼓舞他。
我并且说：----“你讲的时候，我要杂在听众里面去，讲得好时，我便替你鼓掌”。
如今推诿是无济于事了，只好保持沉着的心态，心头只是砰砰地跳过不停。杨同学哟！你的演讲再讲长一些，再讲长一些，不要便立刻轮到我名下来。随着跳着的心在那儿搏动，唯一的希望是还不要轮到我演讲。就这样，郑同学头脑里正在反复紧张地考虑这问题。
杨同学演讲了四十五分钟的光景，在热烈的掌声中终竟结束了。郑同学也就应声而起，站在了三四百人以上的听众面前，左右还有和像陪审官一样的旁听的院系领导干部们。
关于新兴文学的理论，在当时完全没有接触过，对此也没有什麽概念。郑同学所说的究竟是些什麽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总不外是从马克思的《艺术经济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原始》，列宁的《由社会批判学上所见到的艺术》之类的书上所生吞活剥地记下来的一些理论和实例，再加上一些不甚明了的精神分析派的见解。
他一方面是想证明文艺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艺术家的自我表现，演讲内容的单调乏味，听众在开始的十分钟光景，都还能够忍耐，但渐渐地便动摇了起来。郑同学向所有人硬灌的内容是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他心里在感着内疚，说话声音怎么也高昂不起来。听众也就越见着急，不感兴趣的人开始退场，没有到三十分钟的光景，全场的人退去了一半。
人一稀疏了，杂在听众里面坐在最前第一排的我，不用说我的手是最初替他鼓了掌的，但是，是在他讲了四十五分钟的光景，把那单调乏味式的演讲硬灌终于停止了的时候他看见我为他颓伤着的神情，几乎流出了眼泪，一种孑然孤影的印象也就印到了他的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