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117）
照片为西南师院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摄影：清衣江
一天我在晚饭后独自一人散步走在毗邻我们“开门办学”的那所农村中学的那座小镇的路上，偶然路过一座我没有光顾过的村庄。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傍晚的阴影张开来，盖住了正在开花的裸麦。两排栽得很密，长得很高的白杨树站在那儿，跟两堵连绵不断的墙一样，中间夹出一条美丽幽暗的林荫路。
我悠闲地走过这堵竹篱墙，顺着这条林荫路走着，地上铺着白杨树叶，有一寸厚，走起路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黑暗，只有高高的树梢上的一些地方，有明晃晃的月光颤抖，在蜘蛛网里化成了彩虹。空中一股树脂气味，浓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后来我拐弯，走上了一条两旁栽着桉树的长林荫路。这儿一切也是荒凉而古老，秋天落下的树叶在我脚底下悲伤地沙沙响；暮色里，阴影藏在树木与树木之间。
在右边的一座村庄里的一棵老槐树上一只猫头鹰用微弱的声音勉强唱着，它大概也老了。可是末后，桉树林到了尽头。
我走过一所紧挨小镇进城处的青砖瓦房，门前有一块露台；我的眼前出乎意外地展开一个大院子，一片绿色的竹林环绕。一霎那间，这景致使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很熟悉的东西的魅力，仿佛我小时候有一阵子见过这个风景似的。
戴老师曾向我们介绍说：“我为了上好这堂英语观摩课奔忙了近三个礼拜，和教材编辑小组的成员，校革委会主任和教导主任打交道。最后终于承揽下来了这桩苦差事。
从那以后我就清闲不下来了。于是我很快就陷入要备好这堂课而觉得十分苦恼的境地。我还从没有正规读过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课程。我不熟悉初三设置的英语教学课程。我就被校革委会领导委派为英语观摩课的主讲老师。
校领导对我讲的话总离不开那几句话-“你要相信群众，相信组织，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知难而上，你是学校教改的积极分子，要带头起好先锋模范作用云云。本来我对这件事就心存疑虑，可是经他们这样一说我心里倒活泛了起来，只有鼓起自己的勇气坚持干下去了。”
而这样一来他们的话反倒成了我努力学习的推动力。我在校图书资料室的破烂书堆中找到了那几本功德无量的毛主席著作和诗集，它们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了。
我把它们借出来想要好好地读一读，但搁置在我身边的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已经不能再吸引我了，我又读了一遍，从此就没有再去动它。
在这种紧张备课的情况下，我突然想到等待上完这堂英语观摩课后，是不是可以自己来试试写部什麽小说。好心的读者已经知道，我受的教育不多，也没有机会获得甚麽正规的大学教育，
到十六岁中学毕业后我还在跟同村的社员们一起在地里干活，后来社教运动开始我就从小队调到大队搞运动，之后再从大队调到公社当文秘干事，文革之前，随一批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为拿生产队工分的调干被调到这所公社办的农村中学当教师。
文革爆发后，停课闹革命便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时光，我们在校园里到处张贴大字报，搞大辩论，开批判大会。而且那时我觉得做一个作家是那么不可思议，是我们这种外行人所不可企及的事情，因此提笔写作这种想法起初竟使我吓了一跳。
我连有幸会见一个作家的愿望至今都还未能实现，岂敢奢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作家中的一员？但是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我想说一说这件事，以证明我对自己祖国的文学总是怀着满腔热情的。
一九六一年七月我初中毕业后返家乡务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出走到重庆北碚去为我生病的母亲买药。尽管我在那里没有一个熟人，但我还是度过三四天的时光；那几天日子过得充实极了；
我第一天就到药房为我妈买到了药，之后的两天，我每天都悄悄到西南师院去，登上中文系教学大楼第四层楼。我想知道所有老师的名字，除了张贴在走廊墙壁上批判若干人的大字报外，只见整个楼层上面空无一人。
我不免大感失望正准备下楼离去时，正遇见有两个青年大学生迎面朝我走来。“你知道被批判的这人是谁吗？”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这是吴宓教授，是个著名作家。”
“著名作家，”我不由自主地叫起来了，马上丢下没有看完的大字报，连头也没有回，便跟着这两位大学生下楼走到校园里去。
我走在路上往四下里瞧了瞧，发现那两人已经走到远远的地方，便沿着校园的一条主干道紧紧跟去，只是没有跑步。我走了几步，突然有人把我拉住，我回头一看，一个外地串联学生模样的人对我说，问我知不知道中文系大楼怎麽去？我便向他指了指中文系教学大楼的方向。
倒霉的是我时时刻刻都遇到问路的人，时时刻刻都要停一停，而那两人却越走越远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追赶别人的路是那麽的遥远，从来没有感觉到当一个作家的人是那么令人羡慕；
我终于在学院图书馆大楼门口赶上了那两个青年人。“请问，”我微笑着对他俩人说，“你们认识吴宓先生吗？刚才我有幸在中文系教学大楼四楼走廊上听到你们其中一位提到作家吴宓先生的大名。”
“是的，同学，”一位年轻人回答我，
“我们不是作家，而是西师中文系大三的学生；不过吴宓我们很熟悉；他是给我们上专业课的老师；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中文系教学大楼门外遇见过他。”
就这样，我对中国文学的尊崇使我最近距离地观察到了这位的文学大师的身影，得到了一次短暂的满足，几乎就要亲眼见到他了，结果还是落了空。尽管我理智上知道自己成不了作家，但是想当作家的念头还是在我脑中萦绕不去。
我回到家里终于无法抗拒自己的爱好，订了一本厚厚的薄子，决心非要写满它不可。我反复考虑，比较各种文学的体栽（我还没有想到要写朴实的短篇小说），决定无论如何要写一篇取材祖国历史的短文。花了不少功夫，我都没有找到主人公。最后我选择了唐朝诗人李贺，便动手写起来。
戴老师继续向我们进行他的英语教学观摩课的讲授，他从新编英语教材的毛主席诗集里抄下了三首诗写在黑板上，其中有《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英译诗篇。
他教授同学们如何从毛诗中学到一些写诗的技巧。虽然如此，同学们对写诗技巧的领会还是进展得很慢。
戴老师表示评论家的作用不是将《哈姆雷特》或《米桑特罗佩夫人》或《波夫瑞夫人》或《呼啸山庄》等名著赋予新的诠释和欣赏，也不是将这些新的诠释和欣赏的东西再塞进已经印刷出版的数百种作品或课堂和讲堂中已经所讲述过的数千种作品里面去。而是要揭示如何使此类作品能够得以产生和让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它们的基本规律。
戴老师说假如文学评论应该是知识性的，那它就不能仅建立在解释上面，因为解释是无穷无尽的、主观的、无法验证的、不可证伪的。
一旦我们忽略了实际文本文字的分散面，便是忽略了永久，可靠，可供科学研究的方法，这些深层的结构原理和二元对立构成了所有已撰写文本文字的基础：范式和共济会，隐喻和转喻，模仿与演绎，强调与非强调，主题与客体，文化与自然。
他还不得不指出，试图从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特性中得出这样一个定义的尝试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些艺术作品仅享有一种虚拟存在，直到它们在世界上被实现为止。
读者的思想（当他提到“读者”这个词时，他用右手的拳头砸了一下讲台。）
戴老师表示，文学评论的作用是对“文学”本身这一概念进行不懈的战争，这无非是资产阶级霸权的一种手段，一种拜物教式的所谓的审美价值化的观念，是通过一种精英主义的教育体系建立和维护的。 是为了掩盖工业资本主义下阶级压迫的残酷事实的。
他说，从《战后英国小说的传统与创新》一书中，我们找到了女性写作的新方向。严格来说，我今天上课时的心情是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