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队每年的年终评工分大会的召开,这在当时也是为队上一般的社员所相当重视的,生产队长的那样认真,也就是绝好的证明了.在我们下乡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生产队社员起见,在年终评工分大会上,特别倡导这种自评工分的民主方式.
虽然在当时这是为上级所极为提倡的一种所谓的民主方式,而且还不只限于”年终评工分大会”上运用,总而言之这是采用了一种”集思广益”的方法”来 团结全生产队社员的力量”来搞好农业生产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成功之方法.
社员们单是为了要达到能给自己评高工分的目的,已尽可以使他们自己在大会上自评工分时费尽心机地来夸耀自己一番了.但我们生产队实施的自评工分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在我曾参加过的若干次评工分大会中,却还是见识到了这种方式收到了它的一些好效果.比如,干农活时注意保护到了每个社员劳动积极性,亦不遗余力做到评工分时的公平性,公正性.
对这种工分自评方法所取得这些好效果,这真是连我自己也感到有些惊异的了.简而言之,这种自评方式到是反映出了社员与社员之间在作竞争,家庭与家庭之间在作比赛的一些真实情况,在会上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发言,作评论.总之这种自评方式是一种群众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 它表现出不同于合作化运动时期以往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其自发性、持久性、广泛的群众性.并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诉求理性,我认为这是根本更重要的一点 .
全生产队一百多名社员中有四分之三是全劳动力,一个劳动日工分评十分,余下的四分之一的社员一个劳动日工分评六,七,八至九分不等.全生产队除去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以外,差不多全部出勤下地干活了.而这实实在在表现出了这些普通老百姓所给予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宝贵的应有贡献.这也给我们一种鼓励和启迪.
虽然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但已不是处于轰轰烈烈的文革高潮时期了,生产队社员干农活全然没有受着这场运动的限制和影响,冬季农闲修鸭子河,整治水利,春耕春播,夏收夏种都能不受干扰顺畅展开,而只是有时我们还需要有更艰苦的困难去适应,但至少我们总把这些困难克服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知识青年下了乡,受着了当地老乡纯朴情感的熏陶,使先天带着城市书生气质仿佛一下换上了绕有特色的当地农民气质。这在我们这一代知青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一下的课题,我希望研究文革的理论批评家们今后应该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这一方面来.
尽管象这位老乡在年终评工分大会上针对我说的这番话好象是含着责备我的意思,其实不然他对我说的这一番话正是促进我意识到自己还存在着的诸多不足之处, 他对我讲的这番话包含有勉励,教育我的意思.所暗示的含义无非是我不该为自己私事耽搁夏收农忙时节一天的农活,去忙于干自己的私事.
我好象是受到一些委曲似的,然而我的所为与我所思考的相互矛盾着.之后我所苦心惨淡经营的筹画便是此刻怎样去洗刷掉他强置于我的那些不实之词.那位有意针对着我发言的社员晓得我们这些知青们在评工分问题上是很自卑的,他们对我们是有些欺软怕硬的意思.他的计策便决定他们专门要挑选出一位他们不惧怕的知青来欺负一下.在他的意思以为我也算是一位好欺负的知青.
因广汉离成都近,农闲季节请短假回家,原本生产队是准许的,只是扣几天工分而已,况且我们也不在乎这点被扣的工分的:因为住家在广汉城区,成都的知青请两三天假中可以回家再返回,而且平常的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是准许回家但只是不提倡罢了.
离城过远而居住在乡下的农民当然占不着这种便宜,所以才使得我们有了这种特许权.但这就成了我们遭队上一些社员忌恨的原因,终竟也成了我的工分遭扣减的原因.扣减这点工分对我而言是不要紧的,但那位对我持不同看法的社员针对我还找出了另外一个借口,竟然说我一年回家了好几次.
因此我的一个全劳动日的工分只能评9分.他这一提议还获得不少社员的赞同.队长当下也对我说就这样那只好暂时委曲一下你了.如此说来那年我的一个全劳动日的工分就被评为9分了.扣减这点工分是不要紧的,但他们所寻的借口恐怕有些徇私报复之嫌吧,不是还加了我一项夏收农忙误工一天的罪名吗?
他们不仅想惩戒我,假如我就此屈服了事;还岂不是自己承认有过错,并且证明他们所妄加指责我的那些不实的东西是事实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这不忍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仔细地想一想为了今后自己能被社员们早些推荐招工回城,我还是选择了不与他们对抗忍让算了!就这样我决定了采取韬光养晦不对抗的方针.
在年底冬闲刚过完之后一翻过年就进入了来年的春耕季节,农活渐渐忙碌起来了.这一年我更少回家,也没有误工,更能吃苦地干农活,表现比去年要算是大有起色了.我就是靠着稳健的忍的作风,使71年初成铁局客运段招工组在公社知青办对我进行的招工外调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阻碍,从而使我最终被顺利地招工返回城市了,结束了两年的知青生活.
今晚的评工分大会也就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还要评我们生产队的赤足医生的工分. 赤足医生郑先生右手举起向队长示意他要发言.他随即便开始侃侃而谈,叙述了他的本意,服务病人的经历和态度.话都说得非常扼要而动人.他也表示了对于评自己工分的态度.他声称他是为全队社员提供更好医疗服务而来参与评工分的,工分评得高与低都已置之度外.
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也是随社员们下地干活,但队长要做的不是试图把他变成一般的劳动力使用 ,而是尽量发挥他的长处, 让他随时随地为社员们看病.大家都对他的自评表示赞许,也没有什么人发表反对他的意见,就这样,他的一个全劳动日工分评为10分.这就是鼓励他坚定不移地走赤足医生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坚持不懈地为社员治病.
合作医疗的兴起是在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其发展是在“文革”期间,衰落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合作医疗诊所的建立已经被引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之一.
最初,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太平乡(太平公社的前身)乡干部招聘了8名中医师创立了第一所“联合的医疗诊所”.尔后在大跃进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他们扩大了这所农村医疗诊所的规模。赤脚医生都必须与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贯彻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赤脚医生们都忠实地贯彻执行这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之后不久上级领导把太平乡的这所医疗诊所树立为当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一个典范. 1966年8月10日广汉太平公社的第一个实验探索性农村合作医疗卫生所，“太平公社第八大队医疗诊所” 成立,并首先挂出了它的牌子。
我们生产队的赤足医生郑先生带头放弃了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调至第八大队医疗诊所成为一名“赤脚医生”，靠挣工分为生，吃村子里的农民种植的粮食。
那时生产队的每个农民每年向大队支付一元钱的医疗费，该大队将这笔钱一半花费来维持这个医疗诊所的医疗服务。除了一些患有慢性疾病一直的需要服用药物的社员不交挂号费外，社员们每一次来看病都要交5分钱的挂号费。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了农民医疗免费，这项制度后来逐步推广到全国90％以上的乡村，这要归功于毛泽东对这项制度的批准，这一消息曾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上。该制度的贯彻实施曾使千百万的农民受益。
这年终评工分也算是很麻烦的一件工作,足足费了大半夜的工夫才算完成了.这的确是队长,会计二位的一件大功劳,虽然他们在年终分配上并没有得过什么”额外的报酬”,但谁能够抹杀这两位同志的成绩呢?请想想看吧,他们尽力而为地办妥了这锱珠必较,每分必争的一百多号人的工分事宜,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办妥的事.
评工分大会终于结束了,当队长宣布散会,乱纷纷的屋子里都簇拥着人,一起朝门口涌去.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张同学随着大家步行走出粮仓的时候,只见一轮峼月快要照着院坝里的两株大梧桐树梢.
队上每个社员年终工分评定之事终于尘埃落定办妥当了.队上有关每个社员年终工分结算告示榜也核了稿,会计誊了正,盖过了生产队的大印,当然用的是一枚新刻的木印章,按上了红印泥后,标印在张贴的告示榜上,向仓库的大门上张贴上去了.
人散尽了.一间宽敞空空如也的粮仓里,一张大木桌子上摆满了几把茶壶,茶碗,笔墨,砚台,菜油灯,还有几只大算盘和无数张写过的印有红格的信签纸.地面上布满了鞋底印,痰痕迹和一摊一摊的泡过的茶叶子.空气中则是弥漫着与浓雾几乎相似的叶子烟味.
队长从久坐的一张木条凳子上站了起来,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倦意十足了,回头一看,一个男性的社员正摊开四肢,仰睡在一把有扶手的椅子上,熟睡得打鼾声如雷响一般,队长走到他面前任凭怎么摇都摇不醒他.”唉!到底是青年人,白天干了一天的活累极了!”他自己也感到很疲惫不堪了,也禁不住打起呵欠来.
随后队长转念想一想今晚是一定要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过来才行的,如果让他在此一直睡到天明,或许任何未料到的事都可能发生.他挺直地朝那位睡熟的社员走去,站在那伙计卧睡的椅子边,队长看见了我,把左手举起和我大招呼.他用右手使劲地摇动那位依然熟睡在椅子上的社员,终于把他摇醒了,他睁开迷惑的眼睛望着队长问,---回开完了吗?”---:快起来回家去睡觉吧,时间已经一点过钟,天快亮了.”---队长开玩笑式地对他说道.这位社员随即从躺卧的椅子上站起来,一直朝门外走,返回家去睡觉.
我从队长的这一举动中对他产生了一些敬意.他对这位社员是尽了责任的.我感觉着在我栖身的这一片乡土上依然是有很多的好人.将近一点钟的时候,半夜已过,天上挂着一轮弯月,散发出皎洁的月光,外面显得朦朦胧胧，但通向我们院落的那条小路在夜色中倒显得清晰,队长关闭大门后,用一把大铁锁把门锁住,然后我们沿着那条小路一起步行回家.
我们生产队每年的年终评工分大会的召开,这在当时也是为队上一般的社员所相当重视的,生产队长的那样认真,也就是绝好的证明了.在我们下乡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生产队社员起见,在年终评工分大会上,特别倡导这种自评工分的民主方式.
虽然在当时这是为上级所极为提倡的一种所谓的民主方式,而且还不只限于”年终评工分大会”上运用,总而言之这是采用了一种”集思广益”的方法”来 团结全生产队社员的力量”来搞好农业生产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成功之方法.
社员们单是为了要达到能给自己评高工分的目的,已尽可以使他们自己在大会上自评工分时费尽心机地来夸耀自己一番了.但我们生产队实施的自评工分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在我曾参加过的若干次评工分大会中,却还是见识到了这种方式收到了它的一些好效果.比如,干农活时注意保护到了每个社员劳动积极性,亦不遗余力做到评工分时的公平性,公正性.
对这种工分自评方法所取得这些好效果,这真是连我自己也感到有些惊异的了.简而言之,这种自评方式到是反映出了社员与社员之间在作竞争,家庭与家庭之间在作比赛的一些真实情况,在会上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发言,作评论.总之这种自评方式是一种群众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 它表现出不同于合作化运动时期以往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其自发性、持久性、广泛的群众性.并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诉求理性,我认为这是根本更重要的一点 .
全生产队一百多名社员中有四分之三是全劳动力,一个劳动日工分评十分,余下的四分之一的社员一个劳动日工分评六,七,八至九分不等.全生产队除去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以外,差不多全部出勤下地干活了.而这实实在在表现出了这些普通老百姓所给予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宝贵的应有贡献.这也给我们一种鼓励和启迪.
虽然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但已不是处于轰轰烈烈的文革高潮时期了,生产队社员干农活全然没有受着这场运动的限制和影响,冬季农闲修鸭子河,整治水利,春耕春播,夏收夏种都能不受干扰顺畅展开,而只是有时我们还需要有更艰苦的困难去适应,但至少我们总把这些困难克服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知识青年下了乡,受着了当地老乡纯朴情感的熏陶,使先天带着城市书生气质仿佛一下换上了绕有特色的当地农民气质。这在我们这一代知青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一下的课题,我希望研究文革的理论批评家们今后应该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这一方面来.
尽管象这位老乡在年终评工分大会上针对我说的这番话好象是含着责备我的意思,其实不然他对我说的这一番话正是促进我意识到自己还存在着的诸多不足之处, 他对我讲的这番话包含有勉励,教育我的意思.所暗示的含义无非是我不该为自己私事耽搁夏收农忙时节一天的农活,去忙于干自己的私事.
我好象是受到一些委曲似的,然而我的所为与我所思考的相互矛盾着.之后我所苦心惨淡经营的筹画便是此刻怎样去洗刷掉他强置于我的那些不实之词.那位有意针对着我发言的社员晓得我们这些知青们在评工分问题上是很自卑的,他们对我们是有些欺软怕硬的意思.他的计策便决定他们专门要挑选出一位他们不惧怕的知青来欺负一下.在他的意思以为我也算是一位好欺负的知青.
因广汉离成都近,农闲季节请短假回家,原本生产队是准许的,只是扣几天工分而已,况且我们也不在乎这点被扣的工分的:因为住家在广汉城区,成都的知青请两三天假中可以回家再返回,而且平常的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是准许回家但只是不提倡罢了.
离城过远而居住在乡下的农民当然占不着这种便宜,所以才使得我们有了这种特许权.但这就成了我们遭队上一些社员忌恨的原因,终竟也成了我的工分遭扣减的原因.扣减这点工分对我而言是不要紧的,但那位对我持不同看法的社员针对我还找出了另外一个借口,竟然说我一年回家了好几次.
因此我的一个全劳动日的工分只能评9分.他这一提议还获得不少社员的赞同.队长当下也对我说就这样那只好暂时委曲一下你了.如此说来那年我的一个全劳动日的工分就被评为9分了.扣减这点工分是不要紧的,但他们所寻的借口恐怕有些徇私报复之嫌吧,不是还加了我一项夏收农忙误工一天的罪名吗?
他们不仅想惩戒我,假如我就此屈服了事;还岂不是自己承认有过错,并且证明他们所妄加指责我的那些不实的东西是事实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这不忍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仔细地想一想为了今后自己能被社员们早些推荐招工回城,我还是选择了不与他们对抗忍让算了!就这样我决定了采取韬光养晦不对抗的方针.
在年底冬闲刚过完之后一翻过年就进入了来年的春耕季节,农活渐渐忙碌起来了.这一年我更少回家,也没有误工,更能吃苦地干农活,表现比去年要算是大有起色了.我就是靠着稳健的忍的作风,使71年初成铁局客运段招工组在公社知青办对我进行的招工外调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阻碍,从而使我最终被顺利地招工返回城市了,结束了两年的知青生活.
今晚的评工分大会也就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还要评我们生产队的赤足医生的工分. 赤足医生郑先生右手举起向队长示意他要发言.他随即便开始侃侃而谈,叙述了他的本意,服务病人的经历和态度.话都说得非常扼要而动人.他也表示了对于评自己工分的态度.他声称他是为全队社员提供更好医疗服务而来参与评工分的,工分评得高与低都已置之度外.
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也是随社员们下地干活,但队长要做的不是试图把他变成一般的劳动力使用 ,而是尽量发挥他的长处, 让他随时随地为社员们看病.大家都对他的自评表示赞许,也没有什么人发表反对他的意见,就这样,他的一个全劳动日工分评为10分.这就是鼓励他坚定不移地走赤足医生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坚持不懈地为社员治病.
合作医疗的兴起是在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其发展是在“文革”期间,衰落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合作医疗诊所的建立已经被引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之一.
最初,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太平乡(太平公社的前身)乡干部招聘了8名中医师创立了第一所“联合的医疗诊所”.尔后在大跃进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他们扩大了这所农村医疗诊所的规模。赤脚医生都必须与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贯彻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赤脚医生们都忠实地贯彻执行这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之后不久上级领导把太平乡的这所医疗诊所树立为当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一个典范. 1966年8月10日广汉太平公社的第一个实验探索性农村合作医疗卫生所，“太平公社第八大队医疗诊所” 成立,并首先挂出了它的牌子。
我们生产队的赤足医生郑先生带头放弃了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调至第八大队医疗诊所成为一名“赤脚医生”，靠挣工分为生，吃村子里的农民种植的粮食。
那时生产队的每个农民每年向大队支付一元钱的医疗费，该大队将这笔钱一半花费来维持这个医疗诊所的医疗服务。除了一些患有慢性疾病一直的需要服用药物的社员不交挂号费外，社员们每一次来看病都要交5分钱的挂号费。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了农民医疗免费，这项制度后来逐步推广到全国90％以上的乡村，这要归功于毛泽东对这项制度的批准，这一消息曾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上。该制度的贯彻实施曾使千百万的农民受益。
这年终评工分也算是很麻烦的一件工作,足足费了大半夜的工夫才算完成了.这的确是队长,会计二位的一件大功劳,虽然他们在年终分配上并没有得过什么”额外的报酬”,但谁能够抹杀这两位同志的成绩呢?请想想看吧,他们尽力而为地办妥了这锱珠必较,每分必争的一百多号人的工分事宜,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办妥的事.
评工分大会终于结束了,当队长宣布散会,乱纷纷的屋子里都簇拥着人,一起朝门口涌去.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张同学随着大家步行走出粮仓的时候,只见一轮峼月快要照着院坝里的两株大梧桐树梢.
队上每个社员年终工分评定之事终于尘埃落定办妥当了.队上有关每个社员年终工分结算告示榜也核了稿,会计誊了正,盖过了生产队的大印,当然用的是一枚新刻的木印章,按上了红印泥后,标印在张贴的告示榜上,向仓库的大门上张贴上去了.
人散尽了.一间宽敞空空如也的粮仓里,一张大木桌子上摆满了几把茶壶,茶碗,笔墨,砚台,菜油灯,还有几只大算盘和无数张写过的印有红格的信签纸.地面上布满了鞋底印,痰痕迹和一摊一摊的泡过的茶叶子.空气中则是弥漫着与浓雾几乎相似的叶子烟味.
队长从久坐的一张木条凳子上站了起来,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倦意十足了,回头一看,一个男性的社员正摊开四肢,仰睡在一把有扶手的椅子上,熟睡得打鼾声如雷响一般,队长走到他面前任凭怎么摇都摇不醒他.”唉!到底是青年人,白天干了一天的活累极了!”他自己也感到很疲惫不堪了,也禁不住打起呵欠来.
随后队长转念想一想今晚是一定要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过来才行的,如果让他在此一直睡到天明,或许任何未料到的事都可能发生.他挺直地朝那位睡熟的社员走去,站在那伙计卧睡的椅子边,队长看见了我,把左手举起和我大招呼.他用右手使劲地摇动那位依然熟睡在椅子上的社员,终于把他摇醒了,他睁开迷惑的眼睛望着队长问,---回开完了吗?”---:快起来回家去睡觉吧,时间已经一点过钟,天快亮了.”---队长开玩笑式地对他说道.这位社员随即从躺卧的椅子上站起来,一直朝门外走,返回家去睡觉.
我从队长的这一举动中对他产生了一些敬意.他对这位社员是尽了责任的.我感觉着在我栖身的这一片乡土上依然是有很多的好人.将近一点钟的时候,半夜已过,天上挂着一轮弯月,散发出皎洁的月光,外面显得朦朦胧胧，但通向我们院落的那条小路在夜色中倒显得清晰,队长关闭大门后,用一把大铁锁把门锁住,然后我们沿着那条小路一起步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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