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6 )
西南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校园景色
就在我们到学校后的第二周的星期一早晨,我们外语系一年级新生班正式开课了,我很早的便起来了.同寝室的罗,张两位同学也起来的很早,今天是第一天去上课,大家都不免感到有些兴奋,罗同学走过来了,便坐在我的床沿边上和我谈话.---------“XXX,他问我,”你是喜欢留在重庆,还是喜欢留在成都呢?” 我说:”我当然喜欢留在重庆,留在这里好好学外语.”---------“你是想学外语呢? 还是想学工科.”------随即他问我.
而我却答应不出来:因为我当时实在不知道对自己还能否再有什么机会可挑选另外的一门专业来学了,除了外语以外,我也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好学的了.他却自告奋勇地代我答应道:-----------“还是学工科的好,学工科罢.人们常常说的学好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其实他说的这些道理,我当时都懂;这绝非是人云亦云的一套说法.
不过这句俗语听起来是很响亮的,那时候人们讲学好数理化,就等于现在人们说的学好数理化等于掌握了一种生存技能，所以对于掌握了一种具有生存能力的人来说，走到哪里都可以生存，所以就走遍天下都不怕了．我当时记起了我们中学课堂的讲台上方贴的一幅标语也是”学好科技知识,为人民服务”,八个大字,而它里面恐怕就包涵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意思了.
话头无心之间又转到学英语语言和文学的问题上来了.罗同学问我那么我们今后学业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是什么呢?便是攻读文学---我回应道.他心里便发生了一些疑问---------学英语,是不是必须读文学,是否应该不限于读文学作品?就此问题我与罗同学发生了争论,当时在国内的外语院校似乎对此还谈论得不多.
正如于1963年出版，历经30余年而不衰，为国内外所罕见而为世人熟知许国璋所主编的四册大学《英语》教科书以美英教材为蓝本一样,文革以前的大学生所读的许国璋编的英语课本是以英美文学作品为主导的.在他所编的课本里, 那时的大学生们就念林肯总统的Gettysburg Address(《葛底斯堡演讲词》)和Edgar Allan Poe埃德加·爱伦·坡的诗(《安娜贝尔·李》)等等.这些诗歌与文学作品在美国是脍炙人口并家喻户晓的,是那么古雅而深邃,真觉得是字字珠肌的佳作.学好了它们对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会有多么大的帮助啊!怎么能说学好英语不必读文学作品呢?
许国璋既是一位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许国璋的名字与“英语”成了同义语，已经家喻户晓了。 许老主编的《英语》（即风行至今的《许国璋英语》）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出国求学, 或工作，或移民必携带的教材了。
我想是我所引用的许国璋教授编辑出版的《许国璋英语》教科书的这一最典型例子使得罗同学信服了我提倡的多读英美文学作品也有助于学好英语的道理.
我们开学第一天上英语课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记忆犹新. 上课用的教材是系上自编的油印教材,很容易看懂,虽然程度不深,但课本内容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时代特征.我们使用的这本油印教材或课本是以文革时期编写的课本内容为蓝本编写的. 教材的编写由于深受文革政治运动的影响，往往着重强调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如教材在选课文的内容上包括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歌颂革命领袖和革命烈士,革命英雄人物,斗私批修,批林批孔等等内容.
在课堂上使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发生兴趣是李老师为我们护惜出来的. 李老师教学能力还是挺强的,讲起英美文学来深入浅出、引经据典,我们班上也有不少学生喜欢上他的课。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教材就是从文革时期出版的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中国文学》等等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选用的一些文章编辑而成的.
教师上课时很有把这些文章文革化的倾向,那时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一名青年-----换句话说:我就是当时的那一代朦胧求学的一名工农兵学员------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没有受过这位教我们英语专业课的老师的思想和文字洗礼的.他谈不上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强有力的代言人,他的功绩实在算不上什么显赫.他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主张不管文革要经过什么样的教育革命,同学们都要醉心于学习,最终才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回想起来,在开学上课的第一天,我们每一位同学在课堂上都发放了一本厚厚的油印的教材,当我手捧这本油印教材的时候,不禁使我想起发生在文革初期的一些往事 。 1966年初夏文革爆发之后，除了我之外,我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当上了红卫兵.我只当了一名红战友,怕是与我父亲解放前在宜宾发电厂当一名技术员有关, 之后我的个人境遇自然不能不和这一情况相联系起来,于是我的家庭成份就被评定为”职员”了.文革中不能与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同学并肩而立了.
父亲尽管1952年就被提升为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后一直作为一名厂级领导干部工作在生产第一线,他两袖清风, 廉洁奉公,务实肯干，曾推动解决了一些发电厂技术上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为四川电力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革前,我就读于成都的一所中学.我是高中二年级学生，第二年准备考大学。运动初期我们学校就形成了两个派别,随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了这两派的激烈冲突。我们这派很快就在校内办起了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由一位写作能力强的同学出任总编辑,由他指导排版和油印我们的这份报纸。他为报纸写的第一篇社论就厉声谴责:“考试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服务的一种工具，”。
这份报纸油印出来之后,大家忙着在校园内散发张贴它,为了造成更大的舆论影响,还派出一批同学前往闹市区散发张贴我们出版的这份油印报纸. 有时忙得甚至于连吃饭都可以不要的程度.结果大家还感到思想上很放松似的.事后我感觉到这 纯粹是一种不理智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行为。当时,不知何故我倒把文革初期搞运动时,我们在校园内油印的这份报纸与开学第一天上课时老师发给我们的这份油印教材联想在一起了。
那时候文革已进入了后期教我们班的那位李老师觉得如果按照文革运动的那些政治内容来实施教育,课堂里就没有多少可学的东西,学员们的学习能力它总要寻出发挥的机会来展现出来的..第一学期中是学习英语打牢基础知识的阶段,着重于基本的句型与基本的单词的学习,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着,但已经增加了一些新的教学内容.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李老师想真正地让我们在课堂上能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他自从在我们班上担任英语课的主讲老师后,与同学们建立起了很亲密的关系,事实上不少同学成为了他的学术追随者, 同学们学习上自然不能不经常向他请教.这样一来,同学们的学习自然又不能不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我们英语课的主讲老师李先生是我们四川的川东人,他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原西南联大及清华的著名外文系教授吴宓的门生. 吴宓在西南联大及清华任教时主讲中西方比较文学.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被人评价为“博、雅、惠、通”；他与陈寅恪的一世情谊为世人所称颂；他晚景凄凉，躺在床上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他的学生回忆：“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吴宓解放后调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李先生很喜欢我们班上学习好的学生,借了不少的英语书给他们看. 是他使我们班的同学对英语文学作品发生了浓厚兴趣.他教授的是我们班的英语主修课程,改革开放后,在授课之余,李老师还翻译出版了好几部英国著名作家,其中包括狄更斯创作的小说.平时他还忙于著书立说.
在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没有设置什么精读课.当时招收进大学读英语的学生的学术的底子打得并不牢靠,除了学习基础语言之外,还不可以直接研究文学.实际上,文革前大学英语专业比我们的水平高,我们多数同学的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强,笔头作业也有许多漏洞.如果刚入学不久学文革前的大学设精读课,这未必就称得上是一件好事.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不设精读课的英语专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我倒希望当时系上能为我们开设设精读课,像李教授那样,有智慧,有责任心,能在文学精读和语言方面给我们一些对症下药,切实可行的指导,那就算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了.
关于英语文学作品的精读,我仍然觉得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是正确的:”有的书只要尝尝味道,有的书要整本吞下,还有少数的书要咀嚼和消化.”如果咀嚼和消化不是精读,那是什么呢?学英语或者学英美文学,也要学一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没有一点其他学科的知识,英语也是很难学好的.阅读美英当代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出版的文学作品,没有一点科技知识,也是很难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