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152）
(2021-08-29 14:14:26)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 The Reminiscences of My Workers-Peasants-Soldiers -Students’ Life from Autumn1973 to Spring 1977 (152)
照片为西南师院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摄影：清衣江
我当下想说一点 “那些渴望着向英语读者推荐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该写些什麽样的题材的文学作品才合适呢？可是当我拿起笔来，对此想写一点自己的感想的时候。实在够折磨我头脑。可是我转眼一想如此宏大的一个题目是我力所不能逮的，因为这已经远远地超出我写作能力所及的范围。自然是很难胜任写出这样题目的文章来的。
对于只要有一定写作才能和立场，便可以采用从任何方面取来的题材几乎在绝对自由境地里写作的作家，而来强要他去写某种迎合英语读者的题材，这件事，已经是够可怪了，这意思是要中国作家来向英美文坛发出”你们写中国吧“的号令，这听起来，不是更感到令人可笑吗？
当前这个阶段，要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推荐给英语读者，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暂时先不要再出版《现代中国小说》之类的选集了。如果出版多位作者的选集来推广中国文学作品，还不如让西方读者通过个别作家的单选或单行本来了解那一位作家。
这样使得中国作家才能在读者心中拥有跟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作家同样地位。出版多位作家短篇小说集很不错，但不足以让读者有充足的时间了解单个作家，甚至读完书后连他们的名字都来不及记住。就把小说扔在一边，或束之高阁了。
在这方面，出版某一位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效果就会好得多，例如陈若曦关于文革的短篇小说英译本就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陈若曦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美國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文學創作碩士。1966年移居中國，時值「文化大革命」，親身經歷文革的動亂，1973年返美定居。她以其亲身经历描写“文革”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尹县长》之名结集出版而声名大噪。
我们也不妨向外国读者介绍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短篇小说。鲁迅在作品中进行了更具创意和成熟的尝试，并且抛开了自然主义的枷锁，对幻想，传统以及一些当代问题玩起了文字游戏。
说到他的杂文，所有的读者都可以欣赏，哪怕不太清楚或根本不知道他在攻击谁也没有关系。显然，用文字作拳头的鲁迅，比那个写《彷徨》的鲁迅有趣多了。从学校的教学经验来看，初学者对《野草》的印象比《呐喊》和《彷徨》要更为深刻。因为《野草》离开了《呐喊》和《彷徨》，成为从社会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折点。
此外，书评家还将《野草》中的散文诗与鲁迅的杂感进行了比较，并没有贬低后者的艺术价值。对于读者来说，鲁迅的杂感具有“讽刺情趣”，而《野草》中的作品则是“神秘的象征的诗的散文”，同时指出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兼具以上两点。“我们只觉得它美，但说不出它的所以为美。
中国现代文学不被英语读者接受，可能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当代中国小说往往角色众多，但是都刻画得很蹩脚；对性问题太过保守，对暴力行为的描写太过粗略，而且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叙事者大多是全知的；总是强调情节的复杂性，却不注重人物刻画或气氛烘托；
擅于描写整个社会而不是塑造人物；总是顾虑重重，不敢挑战公认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往往篇幅过长（因为稿酬是按字数计的，而不是按销量）；叙事手法不是借用中国口头传统叙事技巧，就是我们看来已经很老套的西方舶来品。英语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找不到人们是怎样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就像我们读不出作品文字的轻松俏皮，看不出人生从生到死的意义何在。
一部作品一眼看上去越是没有什麽结构，就越有可能被英语读者接受。英语读者在体味中国文学作品的情节、人物、叙事技巧等方面以前，语言是文学作品最为直观的呈现，也是英语读者的第一印象。很多人对阅读中国文学名著心生厌烦，译本文字可谓首要原因。因为英语不是母语的翻译者在英译时不可能最先想到用道地的英语词语尽可能贴切地把汉语文字意思译出来。
在西方的文化中，文学技巧高超的作品引起这样的反应，能够使读者同时融入到生活和艺术当中去。张辛欣和桑哗选编了一部《北京人》，汇集了很多人的自述。这部作品给西方汉学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因之一就是她们精心营造了一种看上去很自然的风格。为我们讲述自己生活的那些人就像是真人一样，而不是中国小说中的人物。
细细地阅读，就会发现这些文章的构思有多么巧妙，会让人分不清人物形象塑造有多少是由讲述者完成的。张辛欣和桑哗带我们走进了她们笔下人物的生活， 对生活充满激情、勇于创新，是这部选编小说最基本的特点。所以很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赢得大量的英语读者。由著名作家张辛欣与桑晔合作写成的口述实录文学作品《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自1985年面世以来,很快引起国外的广泛注意,在西方各国被陆续翻译出版.1986年由西德第德里奇出版公司率先出版了德文版,短时间内销售了15000册.尽管我国外文出版社把本书作为'熊猫丛书'出版了英文,法文版,但欧美各国出版界仍对出版此书表现出兴趣。
此外，与当代英语文学杂志相比，中国文学杂志面向市场大得多，也单一得多。我们可以将中国杂志分为中等品位和低品位的，不过这种区分方法可能夸大了通俗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区别。毕竟严格的管制使得不受约束的暴力和性描写的庸俗的小说难以出现。
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之所以写不好性，我觉得不应该完全归结官方的新闻审查制度，是因为作家们写的不是自己的实实在经历过的事 ... 后来又出现了《绝对隐私》这样的男女关系实录的畅销书，出现了以婚外恋为题材的小说 ...因此性事写不好，要从作家自己的写作手法上找原因。
我们或许应该将中国文学杂志再划分出中等品味和中下等品味来。如今，中国杂志中缺少的是一份高品味或前卫的文学期刊，甚至像《纽约客》那样一份中上等品味的刊物。1978年到1980年间，非官方的文学期刊中曾经零星出现过这样高品位的文学刊物；除此之外，还有北大《末名湖》一类的学生期刊。
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 1979年北大中文系78级学生查建英还办过北大的《末名湖》杂志，她和黄子平、王小平一起，就参与了最后一期，弄了个全部漆黑的封面，很愤青的感觉，记得里边有史铁生、刘震云的小说，结果一印出来就给停办了，有人打小报告把我们告到校党委那里去了。北大中文系78级同学杨迎明还参与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社刊《未名湖》的编辑，“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未名湖》文学部分的编辑。“忙极了当时，他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早晨》，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她都参与了。
但是，那些影响力大，发行量小，作家可以不用顾忌普通读者的实验性杂志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这也不完全是坏事。西方那些由政府资助的文学期刊甚至都不愿尝试去迎合一下普通读者，它们所代表的文学文化并非朝气蓬勃，而是行将消亡。
期刊很难在质量和销量之间做好权衡，但如果做到的话（就像《纽约客》或英格兰的《剑河》那样），就会让人为之一振。也许，中国不怎么需要高品位的期刊，只需要一两份中上等品味的期刊，能供作家尝试新思路和新写作方法就可以了。
事实上，中国没有几家杂志会刊发一些对读者有要求的文章。那些愿意进行实验的杂志，如近几年的《十月》和《收获》等，值得人们感激。但是在每个月印行的大量小说中，新的创作方法仍没有足够的空间。要想让中国小说的英译本产生更大的影响，还要解决在哪里出版和由谁来出版的问题。
北京外文局的出版品种比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多，但却缺乏各个领略的专业知识，在推广和发行方面尤其如此。因此，即使他们推出了佳作，也基本上仍然不为公众所知。设计，编辑，翻译，选题-----如果不想让出版过程中投入的大量精力和财力付之东流，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重视。
第二个主要的出版途径就是高校出版社，但是这一途径也远远不够理想，因为它的形象本身就是错误的。要想让中国当代小说看起来既不是一种文化使命，也不是什麽对你我有益，非读不可的作品，就必须由商业出版社来出版。老舍作品的英文版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获得了成功，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在纽约和伦敦由商业出版社出版的。而且让人欣慰的是，戴厚英的《人啊，人！》这本书1985年出版时也是“不掺假”的。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题材寄予以更多的希望和趣味的这种想法是从来被东方的历史观所累了的观念残余。把想象的文学黄金时代设置在遥远的古代，而以为当今的这个文学世界在一天天地趋向朝气蓬勃的有无限商机的英美文学世界的这种反进化的旧观念还牢固地支配东方人的头脑，
至有汉字及文学出现的几千年来，这种悠长岁月的惰性很牢固根植在有些国人的头里，到现在还不能完全脱尽。可是英美文学世界在很早以前就似乎进入它的全盛时期。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的英语国家的“经济实力的逐渐衰落”，它们的文学现实不景气状况人为地使一部分的人们唤起了对它们的幻灭，而同时使对于无论过去或现在的中国文学的爱也毫不踌躇地加深起来了。
我们正在走着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不介意让别人去说三道四，说中国文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以中国作家而想描写现实的中国，最必要而且难得的东西恐怕是生活的体验吧，在中国而去想象欧美国家的现实，恐怕要比想象过去的事情更为困难。坚定地走着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不要在乎横垣在中国文学作品面前的那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中国文学作品是否会被英语读者接受，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