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34 )
照片为西师校园与大邑安仁古镇风景照片
离开学校已经快一周了，我的思念校园生活的情愫又开始在心中萌动起来了。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来到安仁镇，拐进了镇政府和安仁公社中学之间的那块大空地。学生们进镇大多穿过这片空地之后，走进这所中学去读书的。
安仁公社中学的校舍就是从前刘文彩新公馆的馆房改修的，建于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期。在刘氏庄园的北部。学校的地位是在安仁古镇的街上，正面便是最热闹的树人街，左边的则门与裕民街相通，右边的则门与红星街相通。但因为学校的面积很宽宏，学校的前面也有一片很宏大的敞地，已改建成了一个运动场。学校虽然处在安仁古镇的大街上，一点也不觉得城市的喧哗。
学校内设有礼堂，图书馆，食堂，教室，教职员工及学生寝室。 除了文革时期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在校长达数年的学习时间内废止了考试外。同时省内各市县官办的中小学校招收的学生在校学习时也废止了考试。而我们在大邑安仁公社中学内开展的开门办学教育改革多半就是当时的一种新异的创见了。当地的中小学分别是在每年的春秋时节开学的。安仁公社中学也是如此。
课堂教学秩序差不多完全有点混乱了。因为考试已停几年了，而且高中毕业的资格在当时社会上也没有受到人们多大的重视，所以投考的学生并不多，年在十四岁以上的都辍学在家在地里干农活挣工分帮助父母亲养家。就这样我夹着教科书走进教室，见仅仅寥寥无几的几个同学坐在教室里，等着我给他们上课，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不但每天没有放弃我们经学多年课堂的教学，而且每天下午还专门留下半天时间我们要去地里与社员们一起辛劳的干农活，就因为这是我们要实行的开门办学活动中所包括了的早已安排好的半农，半读教学试验活动计划之中的一部分的原故。
在一个月的开门办学中，我们差不多每天上午都在安仁公社中学上课教书，任教的功课就有好几门，但这几门并不是吃力的学问。既使就是很艰涩的学问也因为学生们感兴趣，我是一点也不会感觉到辛苦的。但我还感受着一种迫切的冲动，想把临行前在学校编辑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的开门办学教材带到乡村中学来作一番课堂教学研究。
我感觉着那一小册子急就成章式的教材中所包含的内容过于简单化。它把安仁公社中学的课堂教学看成为一种工厂般的流水生产线式的实验过程，似乎是一种普遍的超越了当地农村中学生实际教学水平的东西。而且我们还探索到了我们的开门办学的教学形式须随形势变化的原因是当地的各级的教育部门都想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品质，这样他们就能够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坚持尝试，失败，调整，学习并成长。
尽管学生们都穿着很简朴的衣裳，而且多是住在农村的简陋的农舍中，但学习的英语教科书他们一本也没有。公社没有图书馆，虽然有一间简易的图书室，都是陈列着一些应时的书籍杂志之类，比如有关文革，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业生产的科普读物等等之类书籍杂志，决不会找出“英语课本”来的。要看这样的书，要买这样的书，那是只有跑大邑县城了。即便县城的新华书店有这样的英语教课书卖，学生们也无力负担得起这笔费用，买得起英语教课书
仅仅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和同劳动搞三同是不够的。 作为教育革命的一部分。 那时系领导很热衷于指示我们自己编写教材。还不断鼓励我们 即使我们只写出一部分章节内容也算是成功的，虽然我们小组的一些成员读写程度稍微深一点英语仍然感到有些困难。 但系领导仍要求他们完成这次分配给他们的最新的教材编写任务，对此他们都感到心情有些沮丧及缺乏信心。
其中只有一两个同学可以读一些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正如古汉语不同于现代汉语一样，拉丁语也不同于英语。如果连这样的语言知识都完全没有。由这样的人来编写教材当然是编不出什麽好教材出来的。 刘老师事实上对这一切情况是相当知晓的，但他几乎用绝对肯定的口气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将会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切困难的。
除了上午我们在课堂上进行教学活动之外，下午我们还有一件更专心的工作，便是下地与社员们一起认真地干好农活。我们被分配到本是属于公社最好的生产队与社员们一起干农活。十二月初正是初冬时节川西坝子上的农田此时正是播种小麦和油菜籽的季节，大家在地里忙于给麦苗和油菜苗薅秧，施肥。我们每人挑着粪桶川流不息地到农舍院墙脚下修建的一处粪坑处，挑大粪到地里来给这些农作物的秧苗浇肥。黄昏时分，收工后，我同郑同学，还有其他的几位同学一道返回房东处休息。
我们平时利用在安仁公社中学开门办学时期有的一些闲暇时间，躲在学校的一间亭子间里编写教材，这算得到了一些充分时间来修改我们以前在学校编写的教材了。我们把缺失部分补写出来了。把原来的旧稿，也彻底修饰了一遍。仅仅费了两天的工夫，便把这项工作完成了。这在当时对我们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会有一种绝妙的成就感。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当时从入学时的可怜英语，仅仅在西师学了一两年的程度，便可以尽我们的力量能简单编写一些中学教材了，这就是我们的开门办学实践活动应用到课堂教学上所取得成功的一种真实写照；
其实我们编写的文章很易懂，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 »，«中国文学»及英文版的«中国日报»等，就在这时侯和我们见面了。它们上面刊登的文章大抵上我们实在还能看得懂，不过我们很崇拜这些报刊杂志的编辑，因为他们是杰出报人的原故。此外这大概与文革前学校各个系里面，只有最杰出的教授才能有资格参与教材的编写工作的情形很相似的，那时他们编教材时享有的待遇与我们现时享有的待遇相比相差太大。后来却因为我们在教育革命中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同学们自己编写教材，之后我们这才被大家称之为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先驱者了。
“因为在文革之前，那时教授们具有的精湛业务水准才足以获得学校当局的认同，才有资格成为编写教材的人选。文革前一年一度编写教材的时间一到，学校就要把那些教授派去一些旅游景点出差，让他们躲到那里豪华酒店客房里，把自己隔离起来编写教材，而当时既便有人对于他们这一举动啧有烦言，不消说这也是无济于事的。
而我们现在在开门办学期间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做的则是创造了一种新生事物---一种刚诞生于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进行“半农半读”的教育革命试验，我们会半天在社办中学搞教学活动；半天下田种地，干农活，晚上利用闲暇时间编写教材，因为我们这样就可以做到学习和干农活两不误。
象历史系七三级的同学要算是编教材者之中的佼佼者了。他们担任中国历史简史教材的编写，学校鼓励他们系的同学们写农民起义的革命历史，对历史系的同学们发生着的以如此这样的浓厚历史文学趣味来写农民起义的革命历史是校当局为他们护息着培养出来的。
他们的讲义模仿的是章回小说的春秋笔法来编写的，他们编写和要教授的是«太平天国起义简史»------这是一场打着新一代“基督教”的旗号 从1851年广西金田起义开始至1864年天京沦陷共持续了十三年，并导致2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这是参见了专门研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学家罗尔纲的著作及同时也参考了最近出版的一套采用大量宣传鼓动性修辞语言和提供事实史料不多的过分简化的专题著作来编写的。
“他们计划自己的这项教材的编写任务以使之50天的时间内如期完成。这其中还包括他们干农活的时间在内。
四十年前的我们------简言之，就是当时的文革激进派-----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文革式的思想或文字洗礼的，无论你是赞成或反对，这对于我们后来的思想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当时学生们积极参与在校园兴起的文革运动，把教师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 权威”、“ 他们成了反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言人，认为他们都是醉心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人物云云。
公开宣扬的这些左倾论调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比如：-----教授们應該是在思想上比我们同学们落后了。 那时候的教师已经被认为是从書本上學到的知识越多，他們的思想就越反动。 相反，我們学生思想上是純洁的。 我們对知识上的無知到成为了一种美德。 為了確保我们编写的教科書有正確的革命性的内容，我們不會把我們的教科書编写的草稿拿给老师看，担心他们把我们编写的草稿内容篡改了，而是拿给政治上一贯正確可靠的當地農民看，以便于请求他们对我们草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平心而论，这次随我们年级的同学们到安仁公社参与开门办学活动的几位老师在当时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是在文革时期冲破了旧的教育制度，他们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而与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作斗争的时刻。他们打算完全投入到这次开门办学的活动中来的。他们想通过劳动锻炼，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从思想上根本改造自己。
當人們一提起干农活時，我們的老師就注定绝不会成为赢家了，他们往往就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缺乏劳动锻炼的人了。在开门办学期间同学们曾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指責一些老师忽視了我們同学的學術研究，從而搞垮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半农半读教育革命實驗。
当一位教授赞揚他曾教授过的學生们午夜过后都还在刻苦學習時，一位學生說：“我们不能提倡這種不良的学习習慣，因为这不利於我们工農兵学员的身体健康。”这位同学的这番言论很容易令人感到迷惑不解，虽然言论听起来有些浅薄，但他却表现出一种直率的风格。我心里并不鄙屑他，然而他却应该以赞赏的口吻来表扬这些好学的同学。我在崇拜这些好学的同学之余便是崇拜这位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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