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4 )

文革岁月-----工农兵学员生活回忆----(  74 )

照片为西师校园及北碚城区的照片

 

那天清晨我还睡在床上，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窗外杨树密密层层的叶子遮住了阳光，但是，有一缕阳光从我们宿舍窗户的一处罅隙透进到房间里来，阳光罩在我睡的床头上。我的衣服，窗外碧绿的树叶的影子倒映在室内雪白的墙壁上，在射进来的阳光映照中，交织成为一片异样的色彩。

在这片色彩的上面，我的脸庞显得刚毅，宁静，就像没有芳香味的春夜。有一只鸟站在我们宿舍窗外的一棵大树的树枝上不断地唱着一支音色亮丽的歌儿；鸟的形象和阳光色彩看起来都是那麼神采奕奕的。

在1975年以后校园内的学习气氛逐渐高涨了起来，同学们都在抓紧时间学习英语，文革时期我还在成都市骡马寺外文书店买到一本由郑易理编辑的英汉辞典和由复旦大学教授葛传规主编，陆谷孙教授参与编辑，在文革后期1975年出版《新英

汉词典》。

这本词典共收50，000余词条，及14，000条习语和谚语。收集词汇量大，用起来很方便，有助于我们英语学习。

那时李老师常在家中编写我们上课用的教材，编写完后交给我们系上的打字员，由她用打字机一页一页地打出来。再使用油印机印出来。装订成册后，送到系办公室，李老师去系办公室领取后，再由他分到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的手上。

虽然李老师编写我们上课的教材都是些应时的教材之类，比如，就像已被当时的小学生背得滚瓜烂熟的毛主席的老三篇著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及《纪念白求恩》的英译本。

李老师把它们用来作专业课教材。我感觉着那所包含的差不多完全是那种较为浅白的英语，但大多数同学所需要学习的正是这种易懂的英语，当时我们英语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去翻译复杂英语句子及解析它的语法结构的程度。这种教材还有一种好处：这三篇文章英译本的油印材料可单独分开来用。这正合乎我的需要。

在上晚自习时我把这三篇文章其中的一篇《愚公移山》文章带到教室里去阅读，费了两天的功夫，我便通读了这篇文章，作了详细的注释，基本上算是掌握这篇文章中老师提出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

想起我刚到学校时，在开头的几个月的学习中，老师要求我们主要从一些简单的英语学起。我们将一些口号，政治标语式的句子，如“打倒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所有的走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等 句子背得滚瓜烂熟。

也很容易地用英语把它们说出来。我很快就开始对这种“简单易懂，变化不大，进度迟缓。”的学习方式感到厌倦了。

我感受着一种迫切的冲动，想把入学前在原工作单位上及进校后再次搞批林批孔，批判右倾翻案风运动时学习的马恩列斯著作的英文版找来学习并作一番研究。我感觉着那些原著所包含不仅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更广泛地涉及到了一般意识形态，哲学，经济，历史等等知识。

在学习马恩列斯英语原著过程中虽然充满了艰辛，也遇到过不少周折，仍然应该感谢李老师，是他不辞辛苦，耐心辅导我，替我释疑解惑，费了将近两个月功夫，才勉强读完了这几本马恩列斯英文著作。

经过这次马恩列斯英文著作的学习，倒也有些收获。在李老师指导下的这次学习马恩列斯英文原著的经历居然留给我的一个极深刻的记忆。我只要一回想到它，那些学习时的情景，便要浮现出来。它们始终是生动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存活着。

在学习完这几本马恩列斯英文著作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我从院图书馆借来了美国记者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来阅读，只费了一个星期就读完了这本书。

我真是愉快，得以读到从国内革命第一次战争的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崛起到战略转移到赣南创建中央苏区的这一过程的细节描述，首先我对于我所阅读到的红军初创时期历史文献开始感兴趣起来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披露的当时红军领导人的一些逸闻趣事是令我们感到万分好奇的，在文革那样的年代，竟能读到红军领袖人物个人的一些秘辛，而且《西行漫记》和当时出版的书籍中所表现的领袖人物的经历竟那那样不同。

不像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英文版《西行漫记》是没有经过删改的。正是因为它未经过删改，才能够代表它那个时代革命领袖人物本来真实的面貌。这样课外阅读发生了作用，就仿佛一下就将自己英文水平提高了不少。

但我应该感谢李老师的指导，我应该感谢系上的领导为我们创造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我更应该感谢位于校园中心位置的院图书馆让我们可以任意到访借阅原版的外文书籍。

这座图书馆建在校园中心的一处小山坡上，四层楼的建筑，相当宏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川东人民行政公署是以这儿为大本营。后来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到来，急需技术人才，才改建为西南师范学院培养大中学校的教师。

西师校园内给人们的总体印象比较起邻近的大学校园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校园建筑整齐，别致，和风景的搭配也比较适宜的原故。校院内古木参天，据说它校园内的风景在全国大专院校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院图书馆的藏书是相当丰富的，著名作家的书籍也很多。

在外文书籍馆，各种不同语言的外文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精装的。两旁的书柜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平装的。靠后左边是借阅服务台，中间横放着一张书桌，备读者坐息阅读。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部刊物阅览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柜，也装满着不对外公开的外文报刊和书籍。它们大都是一些国外著名的报刊和书籍，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等。

在阅读完英文版《西行漫记》一书之后，我再次造访院图书馆。可我很幸运，就在一位资深年迈的女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在目录里面却查出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荒凉山庄》英文原著，而我便立地借阅了。

这套书有上下两册，有硬壳封面的精装书，是文革前的版印，相当讲究。书的内容，除掉书前编著有著名学者撰写的译本序之外，纯粹是一本译文优美的小说。

阅读之后，我最终弄明白了《荒凉山庄》中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所包含的丰富思想意义和搅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荒凉山庄》在狄更斯的创作中，在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确定的。

那位曾帮助过我寻书的友善资深年长的女图书管理员的姓名，如今我忘记了。她的年龄当时应在五十以上 。

她是民国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的高才生。而她对于外文书籍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她与教授我们英语专业课的李老师相比不相上下。她年轻时候曾经就读于抗战时期内迁四川的武汉大学，就全靠自己刻苦努力地学习，她才获得她当今的学术地位。

大约在同学们和老师们中，但凡要借阅一些内容艰深的外文书籍的读者，没有人不知道这位女图书管理员的；恰如在西师中文系，但凡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没有人不知道吴宓教授的那样。

我在那天走进院图书馆外文部借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时候，就在借阅服务台的后面，发现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五十以上的女士。长着一张白净优雅的面孔，挺直高耸鼻梁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番知识所洗练过的女性的，那便是这位博学的图书馆理员了。

我去向她咨询，问她馆内有没有《西行漫记》英文版的书。她说有的。立地便从一处书架上取下了一本书来，递给我。那是淡灰色封面的一本硬壳精装书，书名叫着《Red Star Over China》，是一家英国伦敦出版社出版的书。

我翻开了书的内容一看，看见陈列着的题目，很吸引人，而且附有多张照片，正是我所想要阅读的书籍。我当即办了借书手续，把书借回去看了一星期。

院图书馆将书籍凑积起来，构成了一个向我们开放提供知识的家园，让我们沉浸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茁壮成长。

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初，我学习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几首诗歌的时候只费了一个星期，接着我又翻译起彭斯的《致哈吉斯》的诗歌来了。

在我把这首诗的译文初稿写好之后，我便踌躇起来了。我把这篇诗译稿翻来覆去读过几遍后，首先我对于我所翻译的诗歌的准确性开始怀疑起来了。

我的这首诗歌的译文果真能够传递原诗的韵味吗？如是译文不准确，怎麼能够代表苏格兰民谣诗人彭斯他所处的那个的时代的本来的风貌？----这同样的理由，对于翻译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也是适用的。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纵使可以令读者相信这首译诗是叶芝的诗歌，但它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

因此要译大师们的诗歌，单根据它们的字面意思来硬译，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译意不准，韵律不明，笼统地硬译下去，所得的结果，那是可想而知的。